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鲜明特征。

　　小到一个女人的发髻花式、袖口宽窄，大至一个政体的意识形态、价值趋向，凡俗如市井闾里流行的方言俚语，高贵如王公贵胄间崇尚的风靡时好，环肥燕瘦，各有所钟。

　　是人参与并改变了生存的时代，改变了的时代又反过头来影响人。它给这个时代里的一切打上烙印，最终将带有时代独特印记的文化以符号形式永远存档，醒目标定。

　　如同文学，由汉赋，而唐诗，再宋词，再元曲，到明清为笔记小说;也如同书法，由秦篆，而汉隶，再魏碑，再宋楷。随着时代的不同，文学与书法相应呈现出不同的主流表达样态。历经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的系列嬗变之后，当历史的车轮由元及明滚滚而来，这个全新时代的学术风潮会再次改变吗?

　　答案是肯定的。

　　心学，将成为一面赫然的学术旗帜，猎猎飘扬在明朝的学术天空。

　　从宋代程朱理学转型到明代心学，有两个人功不可没，其一是陈献章，另外一位是王阳明。他们二人在明代心学中的位置和作用，很像宋代理学中的“北宋五子”之于朱熹，前者是领航，负责发轫，肇起，推开一扇门;后者是中坚，负责承继，光大，在综采大成中将其推向全盛，使之蔚然成风。

　　《明史?儒林列传》中讲得很清晰：“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撰《明史》的清代作者虽然高举程朱理学为正朔，将陆王心学视为异端，但他却客观陈述了心学在明朝“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以及“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的巨大学术影响。

　　开启明代心学新航的陈献章，就这样桨声欸乃地从理学晨雾中划水而来。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白沙里(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号石斋，别号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门渔父、南海樵夫、黄云老人等，因曾在白沙村居住，后人又称其白沙先生。生于公元一四二八年，明宣宗宣德三年，卒于公元一五〇〇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

　　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耕读世家，父祖皆无显名。其祖父名字颇像二十世纪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那位著名农民，名陈永盛，号渭川。和陈永贵不同，陈永盛“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其父名陈琮，号乐芸居士，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过着和大多数乡间文人一样的悠闲的隐居生活，二十七岁便英年早逝。

　　而且，他更为不幸，甚至与父亲陈琮彼此连面都没见过。

　　作为遗腹子，陈献章自出生之后便为孤儿，从此与他二十四岁的寡母相依为命。陈献章幼时一直体弱多病，他自称“无岁不病”，全是在母亲含辛茹苦、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才不至于夭折，乃至“至于九岁，以乳代哺”。一个九岁大的孩子，仍在吮吸母亲干瘪的乳房，这的确少见。

　　特殊的成长氛围，极端的生活环境，使得陈献章深知母亲的艰辛与不易，自懂事之日起，他便对母亲敬爱非常，极为孝顺。《明史?儒林列传》中说：“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彼有一念生，此即一感应，这就是母子连心。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及。”孟郊曾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绵密缝制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游子吟》，千年传唱不衰。陈献章也有一篇诉说母子情深的散文，尽管知道它的人不多，但其文学感染力比孟郊的诗作更强，更催人泪下。

　　公元一四八三年，明成化十九年，五十五岁的陈献章为避盛气凌人的吏部尚书尹昊，向朝廷称病，请求归家事母。在上书给明宪宗的《乞终养疏》中，他这样写道：“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拳拳孝母之情，溢于纸上，令人闻之落泪。朱见深皇帝读后大为感动，不仅准许他归家奉母，另外还特别封他为翰林院检讨。

　　表现在少年陈献章身上的不仅是明理懂事，孝敬母亲，更为突出的是他聪明早慧，资禀异常。《明儒学案》中称他“自幼警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当陈献章刚刚读《孟子》一书，接触到其中的“天民”概念时，年幼的他为之慨然说：“为人必当如此!”

　　如果你的记忆力不是太差，应该记得还有位儿童也曾在他的人生初年说过类似的话。幼而颖悟的朱熹刚接受启蒙教育，当老师授以《孝经》时，他粗粗一看后即在其上题写道：“不若是，非人也!”

　　幼小的陈献章与孩提时的朱熹所共同表现出的人格禀赋是：亲近经典，志向远大，立意宏远，执意践行。

　　陶渊明曾蓄素琴一张，上无琴弦，每当心中意至，辄取下虚拂一番，以造心中之趣。陈献章梦中也曾自拊石琴，其音泠泠然绝美，梦中有人对他讲：“八音中唯石难谐，子能谐此，异日其得道乎?”醒来后，陈献章以为得到神启，于是为自己起别号为石斋，胸中慨然有承继圣贤之意。

　　正统十二年，公元一四四七年，二十岁的陈献章应广东乡试，考中为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中副榜进士，进入国子监读书。

　　公元一四五四年，二十七岁的他偶然间听闻到抚州崇仁的康斋先生大名，遂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一路追寻到崇仁，投其门下，向拒不出仕、困处乡间、怡然自得在家读书课徒的吴与弼先生虚心请教。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看来，这首悠扬而抒情的歌不光今天的人会唱，旅途中奔波的古人大概也会常常哼起吧。其间大不同的是，今人千万里追寻的往往是金钱或女人，而古人苦苦追寻的却是知识与学问。

　　吴与弼相当不简单。

　　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他与同时期另一位儒学宗师薛瑄，俱为明初朱熹之学的代表人物，号称“南北两大儒”。

　　《明史》中这样说他：“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四方来学者，约己分少饮食，教诲不倦。”

　　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是“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宦官势力在明朝十分强大，几乎祸害了有明一代的整个朝政，佛教势力同样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这两种势力当道，于吴与弼而言，就失去了走出家去治平天下的先决条件，只能老于林下。为此，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明代宗景泰年间，再到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他屡被推荐，但一直拒不出仕。

　　天顺元年，明英宗朱祁镇赐玺书，赍礼币，征吴与弼赴阙，授他左春坊左谕德，面对殷勤备至的皇帝，他仍然摇头拒绝。明英宗纳闷了：“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他回答道：“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英宗不许他辞职。最后吴与弼请求“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以普通百姓身份入馆，翻阅秘阁之书。明英宗说：“欲观秘书，勉受职耳。”两个月后，吴与弼以病重为名请归。明英宗只好遗憾地放老先生返乡，而且“赐敕慰劳，赍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

　　吴与弼秉承朱熹的学术理念，认为“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强调个人苦修，要人通过读书穷理的“集义”功夫，达到“涵养德性本原”。同时，他还持程颐的“敬义夹持”思想，提出“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即通过内敬和格物致知对人自身“浣洗”，从而陶冶出“莹澈昭融”的达理通性。

　　吴与弼在他的《日录》中强调：“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他与程朱一样认为，学者要常存警惕之心，克制非分欲念，因而在个人道德修养上，他非常重视“主静”，提倡在静坐与夜思中实现心灵的通透、达悟。

　　“澹如秋水贫中味，和若春风静后功。”这是吴与弼所写的诗联，正可当作他为人的真实写照。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他：“先生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及夫得之而有以自乐，则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盖七十年如一日，愤乐相生，可谓独得圣贤之心精者。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此正孔、颜寻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动之间，悉归平澹。晚年出处一节，卓然世道羽仪，而处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于道，其能如是?”他为吴与弼所画的人格肖像是：“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吴与弼所创的“崇仁之学”主静主敬，主张在“静观”中反求于“吾心”，实为明代王学的发端。

　　吴与弼一生授徒，桃李繁多，门人学生中声名最显著者为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谢复、郑伉等人。胡居仁以“主静”标宗，开启了“余干之学”。“余干之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为娄谅，他则是王阳明的老师。以此而论，陈献章实是王阳明的师叔。

　　由此可见，吴与弼已经于不自觉中，和会了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他的存心以涵养本源与主倡静思冥悟的修养方法，将在他的弟子陈献章、娄谅身上结出心学的花蕾。

　　而这朵花蕾又将在明代中期，通过王阳明的发扬光大，绽出心学的奇葩。程朱理学也将从此式微，代之的是心学的异军突起与广泛播扬。

　　无疑，陈献章将以其“江门之学”成为理学的终结者和心学的发端人。

　　陈献章出生之时，从皇觉寺蒲团上站起来，跑出庙门闹革命的安徽凤阳农民朱元璋，已经建立大明政权整整六十年。

　　元亡明兴的六十年来，程朱理学一直高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统领之位，以无可争辩的官方学说备受历代朱姓皇帝推崇。

　　《明史?儒林列传》概述道：“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想望风采，而誉隆于实，诟谇丛滋。自是积重甲科，儒风少替。”

　　早在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理学为考试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使得程朱理学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二程与朱熹享有无限尊荣地位，连孔子、孟子都望尘莫及：“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

　　洪武十七年，朝廷再次诏告天下：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以程颐、朱熹及其弟子的注解为准绳。并规定，文章须据以宋代经义，仿元代八比法，谓之八股，八股文由之兴起。被称为“制艺”的八股文章，目的性极强，即代圣贤立言，严禁个人自由发挥，而且还有着严格的体例和字数限制。

　　永乐十二年，公元一四一四年，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组织编纂以《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为内容的三部《大全》。一年之后，编纂成书，明成祖为之亲自作序，并颁行天下。

　　三部《大全》所辑内容均为程朱或其门人弟子解释儒家“六经”、阐述性理之学的著作，因而可以说三部《大全》实质上是程朱学派学者的著作汇集。它的刊布，标志着程朱理学已经从原来的民间私学完全上升为官学。

　　程朱理学思想一统全国，成为系统而完整的国家意识形态最高准则。此后，明朝科举考试中废除了儒家经典先前的一切古注，只认定程朱理学为唯一学术依据。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的圣典。

　　程朱理学的官学化、独尊化，以及科举考试的唯一依据化，这些无疑都使得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提高到一个历史空前的地步。当然，这附带着也给儒学的自身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桎梏。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学术永远不是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它有着很强的开放性与待完善性。任何学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对自身持续的质疑，众口一词，唯斯为大，其结果只能让本属开放的学术封闭起来，让流动的思想凝滞、僵化起来。

　　被奉为至尊的程朱理学，已经处于这样的尴尬困境了。

　　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是这样总结理学被当成圭臬之后，给明朝初期学术与思想界带来的贻害的：“从朝廷国子学到地方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无不进行程朱理学教育，‘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

　　程朱的影响到处存在。那些一头钻进《大全》去猎取功名富贵的读书人，许多都成为无益于国家、社会的废物，而钻营成功者，则蠹国病民，行同窃盗。更为严重的是，其他文化领域，如戏曲、小说、曲艺等艺术领域，也深深地打上了程朱理学的印迹，而且越到后来，它的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和思想禁锢的消极作用也越为明显。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从明朝建国伊始相继走出的一系列大儒，如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他们虽然学问做得很好，学名远播，但他们的学术独创性却极少，基本上全为承袭并株守程朱学术思想，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贡献均相当可怜。

　　如开创“河东之学”的大儒薛瑄，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广大区域，为北方朱学宗主。他就认为，经过“北宋五子”发端，儒学发展到朱熹这里已经成为极致，登峰造极，属于当今学者的事只有一样，那就是照着先辈所说的去做就够了，“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恭行而已”。

　　有这种思想和认识的，又绝非薛瑄一个人，在明初诸儒的集体学术认知里与他们的为学方向中，这种思想普遍存在，随处可见。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登到绝顶之上“览”过之后，还能干什么呢?若不是在绝顶之上逗留，便只有走下坡的路了。

　　当程朱理学被奉为绝顶之学后，那么儒学必然从此落入止步不前或每况愈下的境地。

　　儒学发展史的舞台上，陈献章适时登场。

　　公元一四五四年，二十七岁的陈献章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来到了江西崇仁，进入吴与弼个人创办的小陂书院，从此全面接受吴师的教导。

　　关于他在小陂书院的学习生活，《明儒学案》中有则趣闻：“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吴与弼)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在小陂书院睡懒觉而被老师批评的特殊经历，陈献章一生之中对书院的兴趣，远不如师弟胡居仁那么强烈。

　　胡居仁自崇仁小陂书院归家之后，颇为热心书院事业，先后在余干创建礼吾、南谷、碧峰三所书院，直至成化二十年去世。这中间还两度应聘到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而且写下了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后，对学林影响最大的另一著名学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

　　陈献章恰与之相反，他离开崇仁返乡苦读十年之后，在家乡先后讲学于碧玉楼、江门钓台、嘉会楼、小庐山书屋，但他的讲学场所从来不以书院为名。成化十七年，他还态度颇为坚决地辞却江西提学请他主讲白鹿洞书院的聘职。观其行状，他似乎始终对“书院”抱有成见，很不以为然。

　　其个中真正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吴与弼的那一次呵责，陈献章后来在与友人的一封书信中透露出了原委：“仆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老师无所不及，学生却不得要领，始终感觉于学无补。

　　所以，跟随吴与弼学习仅一年之后，陈献章就离开小陂书院，回到故乡江门白沙村。他在小庐山麓之南建起一间书舍，题名“春阳台”。自此，他在“春阳台”中伏案读书，潜心悟道，足不出户。

　　还是在那封信中，他讲了返乡后自学中的苦恼：“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

　　问题的根源找出来了，原来是此心与此理没有契合!心与理始终相见而不相爱相契，彼此不能相印，这自然使得书本上的圣贤说教与自我内心所悟不能谐振。最后，他找出了妙诀——静坐：

　　“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非务为高虚以误人也。”

　　既然学问所得在静坐，通过独自静坐进而“见吾此心之体”，那么当然对不谙此理的书院是要看不起的了。

　　也因此，后世学者往往否定陈献章与吴与弼之间的学承关系，认为吴与弼的学说完全秉承的是宋人成说，而陈白沙的学说则是离此矩矱，心悟而得，独辟蹊径，自成一派。

　　黄宗羲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崇仁学案》中为吴玉弼打抱不平：“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於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

　　其实，这正像二程所言自己的学问全是悟来的一样，实际上他们的学术思想撇不开老师周敦颐的影子。陈献章的心学溪流，源头也正是自吴与弼那里汩汩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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