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崇祯帝选择的决战时机是完全违背理性的。明朝的后勤组织和兵力部署同样也是难以为继的。在极度不利的国内外局势下，崇祯帝贸然发动这场决战，是战略上的严重失策，对满清皇太极竟会率领清军主力以倾国之力决战，更没有有效的战略备案。

　　如果说在崇祯十三年，崇祯帝让洪承畴督帅十三万大军出关，和清军对峙于锦州，还算是基于国内情况作出的合理判断。

　　那么在崇祯十四年，关内的农民义军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纷纷复起，关内各省局势已经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崇祯帝居然还打算用自己仅剩的战略机动兵团，和清军在辽西走廊大打出手，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当时，持续的天灾，苛刻的税赋，额外的加征，使得农民纷纷破产，沦为流民，加入到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农民军的阵营，使得他们的人力兵力不断壮大，先后攻克襄阳、洛阳两个战略重镇，杨嗣昌主持的“十面六隅”围剿义军的方略彻底破产，连他自己也兵败身死。

　　农民军活跃于河南和湖广两个天下要冲之地，南方各省想要筹措粮饷送至京师，已经极为困难。

　　而倘若明朝继续加大对山西、北直隶、山东等北方各省的的粮草搜刮，以这些地区的星火燎原之势，只会民心沦丧，迅速失守。

　　此前洪承畴督帅大军出关，原本有两个作战目标，其一是救出祖大寿率领的被围关宁军，其二是要保住锦州这个辽西走廊的战略据点。想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皇太极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包围锦州的情况下，确实是超过明军当时的组织和战斗能力的。

　　对峙两年时间里，明军的多次尝试早已证明，如果明军既想要保护锦州，还要成功击退清军解围，如果不将全部主力尽数压上，兵力是完全不够用的。

　　而按洪承畴原先的想法，在松山长期维持十多万大军，和满清政权拼持久消耗，在关内各省已经被农民军闹得一片狼藉的局势下，是绝不可行的。至于在野战击垮清军主力，横越500里打回辽阳和沈阳，收复辽东疆土，更是“痴心妄想”。

　　但是，如果明军只想救出祖大寿和他所部关宁军，给辽东将门一个交代的话，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明军的两次解围行动其实都已经摸到了锦州城边，倘若此时，崇祯帝当机力断要求祖大寿放弃锦州和主力会合的话，那么完全有可能在皇太极率领的满清主力赶到前，全师而退，只留给满清一座空城。

　　在满清已经攻灭林丹汗，控制蒙古草原的情况下，处于辽西走廊瓶口处的锦州，相对战略意义其实已经不大了。这么一来，如果祖大寿部退守山海关，有洪承畴和他率领的十三万精锐调回关内战场，压制农民军，那么崇祯帝绝不至于短短三年之后，就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下。

　　可无情的历史事实，却是因为关内战场的惨痛失败，崇祯帝更因他力排众议重用的杨嗣昌的兵败身死，而被赤裸裸打脸，让他急需在关外战场来一场空前大胜，以来提振自己的威望，挽回失去的颜面。

　　正好洪承畴在松锦战役前期的战果还算不错，于是就在后勤、组织和战略态势均不支持的情况下，崇祯帝定要赌一把大的，几乎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筹码，想靠一场对满清政权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才扭转战略上内外交困的死局。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结果，已多次被证明根本不能打硬战的明军，被逼着打了一场速决战，结果是除了曹变蛟等少数精锐浴血奋战，一度杀到皇太极中军主帐，其余大部分明军，一听说后路被断绝，就争先恐后地溃逃，在自相猜忌和一片混乱中自我崩溃，沦为任由满清八旗宰割的猪羊。

　　输光了大部分筹码的崇祯帝只能徒唤奈何，还一度自欺欺人地给叛降的洪承畴设祭刻碑。十多万精锐损失过半，物资损耗丢失不计其数，洪承畴这样能力出众的帅才投敌，种种桩桩，都标志着明朝确实气数已尽，濒临灭亡。

　　百年之后，皇太极的玄孙、满清乾隆帝，参观松山古战场，由衷感慨“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成”，将皇太极打败洪承畴的此战，和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之战，并列为满清取代明朝、百战开国最关键的两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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