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学习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予、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

　　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

　　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 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时人评论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俐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子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子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尊师重道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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