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 的春天，这个春天对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最辉煌的人生之路。

　　1902年，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当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时，他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印度，再经过千里辗转，进入新疆，然后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内地前进。

　　据史料记载，安特生进入塔里木河的时间，是1914年4月的一个上午。那个上午，中国西部的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春风拂面。安特生乘一叶小舟在淡淡的晨雾和暖融融的阳光中，顺着暗蓝色的塔里木河缓缓划行，飘然而下。整个航行途中，安特生总是独坐船头，从顺水漂行的木船上观赏着两岸的景色。在尽情欣赏塔里木河两岸风光的同时，安特生认真阅读刚刚出版便轰动了整个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读着这本书，安特生心中如塔里木河水一般悠悠荡起的，是对神秘中国的连连感叹和对自己姗姗来迟的遗憾。

　　这一年，安特生刚满40岁，但他在国际上已是一位声名显赫而又独具个性的大学者了。安特生除了钻研地质学之外，对考古和探险有着极大的热忱和浓厚的兴趣。1901年春，他曾以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的身份，亲自率团奔赴南极。这次南极之行，在安特生的人生履历中，虽然增添了颇有传奇色彩的一章，但因事前准备不足，他的团队到达南极后，无法抵御恶劣气候的侵袭，最后只得草草返回瑞典。不仅考察项目不尽如人意，而且研究结果也收效甚微，以至于安特生回国后，在几天的闭门沉思中，对自己的这次选择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而与安特生同处一个国度、同研究一个领域的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却在安特生率队奔赴南极的同时，悄悄踏上了远东的中国大陆。 斯文·赫定前往中国的时间也是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的春天。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中国西部的实地考察，解决当时悬而未定的关于罗布泊的地理位置问题。

　　斯文·赫定的这次罗布泊之行，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在罗布泊

　　发现的文物

　　西北一带，他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楼兰古城遗址。 显然，斯文·赫定中国之行的巨大成功，对刚从南极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来说，是一次不小的震动，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虽然安特生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才华惊人而又雄心勃勃，但在探险的方向上却选择了寒冷的南极;斯文·赫定尽管学识并不比安特生高明，经验也未必有安特生丰富，但在探险的方向上选择的却是神秘的中国。其结果是天壤云泥，大相径庭。安特生并未因此气馁。虽然他后悔自己选错了探险的方向，但却十分自信地认为，如果他当初选择的是中国而不是南极，一定会比斯文·赫定更加出色。可惜，历史已经无法改写。因此，从南极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反思后，很快便将考察热情和寻找目光转向了中国。

　　就在安特生渴望前往中国的日子里，古老中国封闭了几百年的大门这时也到了在某些领域需要稍稍打开一点缝隙的时候。事实上，自17世纪以后，欧洲各国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以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田野考古学家，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进了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一时间，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的壁画和古代石雕像，以及洛阳的古墓等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都被掘得破烂不堪、惨不忍睹。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西方各国才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当时的瑞典被中国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北洋政府根据当时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负责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议，决定聘请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前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并通过有关部门，向安特生本人发去了正式的聘请书。这样，接到了中国政府聘请书的安特生，才终于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正式身份，踏上了梦想多年的远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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