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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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廉，是功名，有功名便可实授官职。
孝廉，即孝子廉吏。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 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被举人的资历，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
被举孝廉后的任用升迁情况，在中央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的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
察举孝廉，为岁举，即郡国每一年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并有人数的限定。
汉武帝以后，察举一途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亦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但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少不同而名额相同造成的不公平，故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十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汉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另订优宽之制。在永元十三年下诏，对于幽州、并州、凉州的边郡地区，人口满十万每年即可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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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孝廉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公元89-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茂才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察廉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 「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 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 「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 「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 「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 主」 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光禄四行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 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 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 「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 「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 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 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虽是「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高祖召举三老
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在与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汉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
早在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
文帝召举贤良
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汉高祖(公元前206—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下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试──「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
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固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下马石
董仲舒应策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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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东汉的察举人数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年龄限制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 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培养机制的建立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
(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 《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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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交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经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
(一) 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
(二) 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贡士以经学为先」。
(三) 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
(四) 门第限制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举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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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实行了300多年的两汉选官制度──察举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观察，察举制度确实为汉朝选出了许多人才。究竟什么原因令察举制度能如此成功呢?总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
(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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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察举制之利
其一，在察举制下，个人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选士任官的唯一依据。地方士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一定的社会威望，或有值得称颂的道德品质，就有可能成为察举对象，从而登上仕途。许多出身卑微的人才像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得到重用，而这在世卿世禄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一般人根本没有条件成为官吏。而世袭的贵族往往奢侈腐化，无所用心，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军功制起初，只要有军功，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能授以爵位，而若没有军功，哪怕他出身再高贵也不能获得爵位，所谓“有功者荣显，无功者虽富贵无所芬华”是也。但到两汉时，有了高爵低爵之分，一般人不可能获得高爵，换言之，家庭出身此时使得爵位越来越无实际意义，百姓对是否拥有爵位也毫不挂心了。
其二，察举制有利于招徕各类人才。察举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几种，而且又让熟悉地方情况的州郡长官亲任察举官，这就能把各类人才作为察举对象，选士任官，这无疑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而军功制不利于按才能来选拔官吏。在军功制下，授爵仅以其军功为依据，如此便剥夺了许多非身强体壮的士人之权利。韩非子有言：“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说得很有道理。秦朝又实行“计首授爵”制，多次发生杀良冒功之事(这在《虎地秦墓竹简》中有载)。在军功制的蛊惑刺激下，将士疯狂屠杀，几乎每次战争都要死许多人，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世卿世禄制不利人才选拔之弊则更明显了。在世卿世禄制下，官职由贵族垄断并世袭，出身的小贵族即使是昏庸之辈，甚至是白痴，也可继承父兄的职位。如此弊病大矣哉!
其三，察举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这与军功制相比更加明显。在察举制下，察举权虽下放到地方，但官吏任免权最终由中央掌握，中央仍可自由委派官吏。而在军功制下，极易出现地方诸侯“功高盖主”的现象，对皇权造成威胁。西汉初，分封的异姓王几乎全是军功制的受益者，结果造成地方王国势力强大，中央无法驾驭。地方王国问题遂成为西汉中央集权的最大威胁，这很能说明军功制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
其四，察举制在其实行之初一般能保证被察举者的“质量”。被察举者有一年任期，只有胜任者才能转为正式官员。若不胜任，就要被撤换，而且推荐者也会因此受罚，这使得察举人不敢随便乱推荐士人。还用策问形式直接考察士人，其益处自不待言。东汉顺帝采纳左雄建议，用贤才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一考儒家经典，二考文书、表奏。“诸生通章问，文吏考笔，得考选。”公府初试后，还要在端门(御史台)复试，如此严格把关选拔贤才，“南郭先生”们是很难蒙混过关的。
综上所述，察举制相对于世卿世制、军功制是一大进步，两汉统治能长达400年之久，与察举制的有效推行有很大关系。
察举制之弊
正如凡事有利有弊一样，察举制虽有上述多种优点，但也有其严重弊端。其一，在察举制下，虽然察举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贤人之众，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氓中，终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费。两汉由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士人只占总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而且有许多小人利用察举机会，或贿赂或靠关系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被察举对象。还有，被察举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必对察举者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样极易产生宗派行为，形成地方集团。
其二，对士人道德品质的考察是察举制的前提，但这不易作好，因为很难对人的道德品质作出中肯的评价。人的道德品质须通过对他言行的长期考察才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价，而且这种言行还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后发生蜕变。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后汉书·许荆传》中那个挖空心思、沽名钓誉的许武;王莽篡汉前，谦恭至孝，有很大的声誉和威望，后来却成为篡汉的历史罪人，正所谓“向使王莽身先死，一生真伪谁复知?”。
其三，察举制广泛推行，地方乡闾因之有了评议之风，“清议”名士好品评臧否人物，不重实际，空发议论。这种恶劣风气还遗留给了后世，在魏晋时尤为明显。“清议”名士中有许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艺，以就声价”者，清议成了这些伪君子攫取名利、捞取政治好处的资本。其四，察举制在其后期，弊端日益严重。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
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而“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证明，不论是何种官僚制度，一旦变成世袭制，它便很快就要腐朽下去。”(朱绍侯语)魏晋时产生极端腐朽的士族便是两汉察举制严重弊端所致的。综上所述，相比于世卿世制、军功制，两汉的察举制有着明显的优点，这也是我国的封建社会能在两汉时期获得初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察举制也存在着严重弊端，在其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急需各类人才，因此很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选举制度之得失，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因才制宜、人尽其才，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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