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自此唐朝由盛而衰陷入长达150多年的混乱局面，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而河朔三镇与中央政府的权利博弈则是重中之重。

　　藩镇割据

　　仅从地图上看卢龙、成德、魏博，占据着今河北大部分地区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北的部分地区，统治区域并不大。尤其是魏博，小小区域何以成为唐朝最强的藩镇?

　　河朔三镇

　　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以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死亡结束，然而唐朝并没能把叛军彻底消灭。为了安抚投降的安史旧部，唐代宗将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分别封为成德、魏博、卢龙节度使。然而河朔三镇名义上归属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官吏自己任命，财赋也不上交中央，招兵买马，逐渐形成地方割据。朝廷无礼过问，只能采取姑息政策，致使藩镇越做越大。

　　为了应对河朔三镇，唐朝在中原地区设置众多藩镇，防止河朔三镇的扩张和反叛，同时保护东南财赋可以来供给中央。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中》中精辟地将唐代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以及东南财源型藩镇四大类别。不同藩镇相互制约，而依靠藩镇之间的平衡维系着唐王朝的相对稳定，虽然各个藩镇之间冲突不断，但是一直没再有安史之乱那样大动乱发生。

　　如果我们向前追溯历史，会发现自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关中和山东对峙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后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齐和北周征战多年，直到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自立，短暂统一中国后，隋末天下动乱，李唐又与河北窦建德争霸天下，隋唐以关陇贵族为根基，向来与山东士族并不和睦。

　　因为民间基础不稳，再加上安史之乱后，唐代中央权威旁落，中央政府的姑息政策致使河朔藩镇逐渐做大。尤其是魏博的田承嗣，自身出身门第不高，为了加强军事实力，从底层军人中提拔亲信，逐步形成牙将集团。牙将集团发展到最后以至于地方节度使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进而形成牢固的地方职业军人利益集团。一旦有违背地方集团的利益，马上就起来反叛。

　　然而这个利益军团虽然实力强大，但是眼光多局限在地方利益上，自身对于并没有很野心取唐王朝而代之，他们更多地集中在维护地方自身利益上，逐步形成相对保持的地方势力，当然藩镇和藩镇之间的彼此制约也限制了一方藩镇的做大。

　　直到朱温等新式军阀出现，有野心也有势力，打破藩镇之间的均衡，取代唐王朝，建立后梁。又经历五代十国几十年时间，才逐步将河朔三镇的地方势力消磨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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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后来各州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被称为藩镇(方镇);藩镇也指节度使等管辖的地区，以及所统辖的武装力量。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种下了日后长期动乱的祸根。

　　藩镇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过重，没有制约，朝廷失控。唐初藩镇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风依然很盛。

　　牙军废立节度使，始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部将李怀玉杀王玄志之子，推其亲戚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委曲求全，承认既成事实，以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说：任命节度使这样的国家大事，朝廷仅派一名宦官，前往有关方镇，名为考察军士情绪，实是迁就纵容，军士想立谁为节度使，朝廷就立谁。“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始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平卢牙军立侯希逸，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朝廷不加制止，其他藩镇的牙军乃有恃无恐，群起效尤。

　　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其余或世袭，或自立，或牙军拥立。

　　唐宪宗曾与宰相杜黄裳讨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

　　大意是说，唐德宗对藩镇一意姑息，节度使活着时，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宦官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

　　唐德宗等帝王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将包袱和矛盾留给后代，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

　　朝廷对叛乱藩镇的短暂胜利

　　公元805年即位的唐宪宗是唐朝后期难得的一位“刚明果断”的皇帝。甫登基，即发愤削平反叛的藩镇。他重用和依靠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等大臣和谋士，不为各种反对意见所动，凭藉稍稍充裕的财力，讨伐反叛的藩镇。

　　宪宗元和二年(807)，天下方镇共有48个，其中15个不向朝廷报户口，不上缴税收。朝廷控制的税户仅144万户，比玄宗天宝年间减少3/4。天下军队由朝廷提供给养的，计有83万多，比天宝时增加1/3。每两户人家得供养一个士兵。在唐朝中后期，朝廷能控制这么多税户，还算是好的。唐宪宗就是凭藉这点财力，开始平叛。

　　元和四年(809)，朝廷调动各路军队共20万，并派出守卫京城的禁军，讨伐反叛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这20多万大军由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统领。此人显然不是帅才，到了行营，威令不行。战争旷日持久，“疲弊天下，卒无成功”。

　　也许宪宗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平淮西叛乱时，他就不用宦官为帅。

　　淮西叛将吴元济，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儿子。元和九年(814)，少阳死，吴元济不经朝廷任命自领军务。他派兵焚烧、攻掠舞阳、襄城等地，震动洛阳。起先，朝廷各路军队讨伐吴元济盘踞的淮、蔡，“合天下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县”。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请自往督战，朝廷任命他为宣慰处置使，行元帅职权。他发誓，不平息叛乱，不回来见天子。农历八月，裴度从京城出发。此前，平叛的各路军队按照惯例，都有宦官作监军，军中重大决策，都不是主将作出，而是由宦官作出。这些宦官将最精锐的部队调作自己的卫队，让战斗力稍弱的部队去前线打仗。仗打胜了，他们抢先报捷;打败了，则凌辱将领们。裴度上奏宪宗，将宦官监军全部撤走。于是军中号令统一，诸将得以各展其才，战争进展顺利。当年农历十月，名将李愬奇袭蔡州，俘获吴元济，淮西叛乱平息。

　　淮西荡定，黄河南北的藩镇大受震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敛手削地，献德、棣二州”。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大为忧惧，献沂、密、海三州。于是，中央威权，为之一振。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平定淄青十三州。唐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唐宪宗所以能取得平叛的胜利，是因为他自己下了平叛的决心，任用了裴度、李愬等优秀的统帅和将领，改变了用宦官监军的腐朽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场战争。

　　在取得这些胜利后，宪宗变得骄奢起来，不再有根本解决藩镇割据的抱负。他宠信宦官和方士，并服用方士炼的金丹，不久暴卒。有人说是被宦官毒死。

　　强藩结束唐朝统治

　　宪宗之后的穆宗和敬宗都是酒色之徒，无心处理政务。从此，朝政江河日下。专权的宦官随意一次次废立皇帝，甚至毒杀皇帝。朝廷听任几个宦官胡作非为，既没有心思又没有力量跟越来越强大的藩镇相抗衡。朝廷平定淮西等镇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很快就丢失了。

　　穆宗时，宰相们没有远见，处置藩镇失策。当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打算归朝，出发前，将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送至朝廷，请朝廷妥为处置，以绝后患。朝廷本宜宠以虚位，不给实权，或移于他方，控制起来，总之不要放虎归山。宰相崔植、杜元颖等均为庸才，对朱克融等人不能妥善处理，反而让其回到幽州，导致幽州再失。

　　也是在穆宗时，亲近朝廷的田弘正由魏博节度使调任成德节度使，考虑到以前跟成德人打过仗，结下了怨仇，故带了2000名魏博军人到成德上任，用以保护自己。他要求朝廷同意让这些魏博军人留驻成德，衣粮由朝廷发给。度支使崔倰拒绝了田弘正的多次请求，无奈，田弘正只得将这些魏博士兵打发回魏博。魏博兵刚走，将领王庭凑即发动叛乱，杀死田弘正。从此，成德遂非朝廷所有。

　　至昭宗时，朱全忠、李茂贞等藩镇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朝廷。“南司”(朝中文武官员)、“北司”(宦官)分别依附于强有力的藩镇，他们不再听命于皇帝，而是唯强藩马首是瞻。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藩之间还演出了抢夺天子的闹剧。

　　朱全忠兼并了徐州、兖州等地，并以武力迫使河北诸镇皆服从自己。昭宗天复三年(903)，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至此，天下兵权尽归朱全忠。公元907年，势倾天下的朱全忠“顺理成章”地逼唐哀帝“禅位”，自己做起了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

　　结束唐朝近300年统治的，正是藩镇。

　　唐朝藩镇割据留给后代的教训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认为，藩镇日趋强大，唐王朝日益衰败，并终于被灭亡，是朝廷决策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也是唐朝军事制度败坏的必然结果。《新唐书·兵志》曰：唐朝中期以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男子20岁以上，60岁以下，都要服兵役，称为“府兵”。平时在家务农，暇时训练。官府征发时，府兵须自备兵器及资粮，分批轮流宿卫京师，守卫边境。统领府兵的折冲府，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时共有634个，大多分布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等道，仅关内道就有261个。用意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以确保中央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当时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将广，军队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调动、指挥自如。个别有野心的地方军事将领即使反叛，凭其实力也是无法颠覆强大的中央政权的。

　　从高宗时起，农民因不堪自备兵器及资粮的重负，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渐废驰。至玄宗天宝八载(749)，这项制度实际已归于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卫京师的士兵，也是招募来的，都是市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商贾子弟及市井无赖。入伍以后，很少训练，富有者忙着经商牟利，强壮者忙着玩耍：“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他们充当天子的禁卫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军队之脆弱，与藩镇掌握的军队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朝廷几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强将都在藩镇的手里，形成了外重内轻、弱干强枝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镇作乱，朝廷派有限的、素质很差的禁卫军去平叛，无异于羊入虎口。若是调动别的藩镇去镇压，他们则阳奉阴违，根本就不会卖力。他们不会帮助朝廷去消灭其同类，但会乘机向朝廷额外索要军队给养。朝廷白白送了巨额的钱粮、物资给他们，却没有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新唐书》说：“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唐朝中期以后养了那么多兵，不但没有能防止动乱，相反却成为动乱的根源。

　　唐朝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的历史，留给后代的教训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应由中央政权直接地、牢牢地控制，不能变成将领的私人军队，不能变成将领的亲兵。

　　第二，将领的权力不能过大，不能大到朝廷失去控制的地步。不能把军权以外的行政、财政等权都交给将领，让他们私自任免文武官吏、征收赋税，任意扩充军队。若把这些权力都交给他们，他们便有了搞独立王国的资本。到时朝廷想制约他们，也无能为力了。《新唐书》说得好：藩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朝廷举措失当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第三，将领跟军队，应有合有分。不要一支军队始终归一位将领统领，一位将领始终掌握那一支军队。将领在一地也不能呆得过久。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将帅，将领应按一定年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之间流动。使其无法拥兵自重，无法为了自己的私利跟军队结合起来，将其变成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第四，要慎择将帅。在委任将帅问题上，就是要实行“疑人不用”。不能委派不可靠的人镇守一方，独挡一面。唐朝用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以致河北三镇不再为朝廷所有，教训太惨痛了。

　　第五，朝廷要掌握军事将领的任免权，此权不能假人，不能旁落。要做到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节度使还是经略使，一纸命令就能将其调动，或将其免职。

　　第六，军事将领也要有监督。但唐朝中后期用宦官作监军，却是大大的失策。作为监军的宦官，很快就为藩镇所收买，为藩镇割据推波助澜。文武官员参用，以文制武，或者不失为古代的一个可行的方法。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藩镇乱唐、亡唐，以及五代藩镇割据为害国家的教训，削夺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终于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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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七年的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权威衰落，藩镇坐大，尤以安史降将控制的魏博、成德和幽州三镇(时称河北或河朔三镇)实力最雄厚、最不受唐朝中枢控制。三镇历任藩帅(节度使)皆力求“以土地传之子孙”，维持世袭地位。到唐灭亡为止，河朔三镇先后57任节度使里，只有4人是由唐朝中央政府任命。

　　安禄山(703-757年)

　　为防备和遏制河朔三镇扩张与反叛，唐朝又在河南、山西、江苏等地设置河东、昭义、宣武、忠武、武宁等藩镇，节度使直接由唐廷派遣。加上东南财税型藩镇和西北西南的边疆藩镇，唐朝中后期藩镇超过四十个，唐廷直接有效控制的疆土资源非常有限。

　　在唐朝后期财力和军力不足的情况下，以中原藩镇制约河朔藩镇不失为一个折中之举，藩镇力量平衡大体上维持了王朝的相对稳定，安史之乱那样破坏极大的动乱没有出现，但是短期、小规模的冲突动乱频仍。

　　魏博、成德和幽州(卢龙)不但节度使世袭，还自署官吏，自置户籍，不向朝廷输纳贡赋，这些特权被称为“河北旧事”，此三镇独立性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兵强马壮。以最具代表性的魏博镇为例，第一任节度使田承嗣至少带甲十万，他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牙兵相当于节度使的精锐亲卫军，是藩镇割据的核心军事力量，驻守于节度使所在的治州。不但河朔三镇，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有数千人到万人的牙兵部队。

　　牙兵骄纵跋扈，废立擅杀藩帅

　　为确保拥有一支忠诚的亲卫军，节度使往往以丰厚赏赐笼络收买人心，牙兵的军饷待遇远高于普通的藩镇军队。牙军深知藩帅倚仗自己割据一方而不得不妥协姑息，渐渐演变为骄兵悍将，“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犯法令，长吏不能禁。”正如河朔藩镇节度使职位世袭，彼此之间联姻结盟以对抗唐廷，藩镇尤其是魏博镇的牙军，多是魏博本地人，也“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姻党盘户”，形成了盘根错节、以丰厚军饷赏赐为主要诉求的地方职业军人利益集团。

　　河朔三镇

　　田氏家族统治魏博时期(公元763-822年)，虽然节度使继承并不平稳，权力仍掌控在藩帅家族手里。在魏博镇后期，世袭继承经常失败，真正拥有废立决定权的是上述形成利益集团的骄悍牙兵和野心勃勃的牙军将校。

　　任何藩帅如果威胁到牙兵利益，无论是削减赏赐军饷，还是长期率兵于魏博之外作战，或是企图控制和削弱牙军，都会遭到牙军逐杀，之后一个能维护牙军利益的将校被推举为藩帅。唐廷很少能左右魏博内部的叛乱，只能事后确认牙军拥立的藩帅并给予节度使官职。时人有云“长安天子，魏府牙军”，可见牙军势力之强。

　　829年，唐廷调任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为河中节度使，史宪诚欲将府库中的钱粮全部带走，激怒牙兵，军乱爆发。牙内都知兵马使何进滔趁机杀掉史宪诚，并一举击败朝廷派来的新任节度使，何进滔遂成为新任藩帅。何进滔之孙、继承魏博节度使的何全皞暴虐成性，870年6月传言他要削减军队粮食和衣物补贴，士兵哗变，怒而杀之。从史宪诚开始，魏博镇10任节度使中就有4人死于兵变。

　　不仅魏博镇如此，中原型藩镇武宁镇在832到862年这30年，共发生了3次牙兵武力驱逐节度使事件，由于动乱频繁，唐朝中后期武宁镇(前身为徐州)也屡遭废除。据学者张国刚统计，763-874年间，涉及所有类型藩镇的171起动乱中，与唐中央冲突的有22起，占13%，兵变(99起)和将校作乱(37起)合占80%。藩镇动乱如此之频密，令唐朝国力不振，民不聊生，同时更表明唐廷控制藩镇的能力之弱，除了在短暂的元和中兴时期。

　　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藩镇割据(806-820年)

　　藩帅建立私兵以抗牙兵

　　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嵌套对立结构。为对付外部的游牧部落侵袭，唐朝建立起北方藩镇，安史之乱以后，为防备河北三镇，又以中原藩镇制约抗衡。在各藩镇内部，为对抗朝廷维持割据，藩帅建立牙兵部队，牙兵废立驱逐藩帅迫使后者不得不组建私人兵力来克制牙兵。

　　唐朝军事格局的嵌套结构

　　仍以魏博为例，886年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乐从训聚集五百亡命之徒以为心腹，称之为“子将”，招致魏府牙兵不满。经过一系列军乱和冲突，极具野心的下级军校罗弘信抓住机遇，与宣武节度使朱温勾结，杀掉乐彦祯父子，最后登上了魏博节度使这个“火山口”。罗弘信之子罗绍威继承节度使之位后，又经历了牙将李公佺的叛乱，愈发惧怕牙兵，纠集数百奴客作为护卫兵。

　　唐朝各藩镇节度使也纷纷组建私人卫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有养子千余人，用于防备淮西著名的牙军骡子军(淮西一带战马不足，骑兵乘骡)。唐宪宗时期的浙西节度使李錡，招募胡人异族和善于射箭之兵，组成“藩落”和“挽硬”(能拉硬弓，善射箭)亲兵。其他藩镇还有保护节度使后宅的亲兵，称为后楼军或后院军等。

　　唐朝将士

　　但是这些私兵亲兵部队就比原是藩帅近卫军的牙兵可靠吗?887年，拥有千余后楼兵的镇海节度使周宝，遭手下将领率军攻袭，其麾下后楼兵也随之反叛。但在日本学者堀敏一看来，牙兵是“官健”，是正规部队，而节帅的私兵是家奴、亡命徒或流散于中国的异族人，没有社会地位，多与藩帅结为义父子关系，一般只能无条件服从藩帅。在牙兵与藩帅对立时，私兵是值得后者信任的。上面提到的李錡被捕后，他的“挽硬”和“藩落”私兵以自杀相报，这是藩帅与私兵关系牢固可靠的明证。

　　唐末五代牙兵的演变

　　906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的私兵奴客数百人联合朱温的一千亲兵突袭魏府牙兵，牙兵和其家族共8000人被杀，此外还有2万-5万驻扎各地的镇外军被灭。这次屠杀一举除掉了魏博历任节度使的心腹大患，但罗绍威也无力维持强藩的地位，只能归附朱温(后来的梁太祖)，不过魏博的职业军人和尚武传统仍在。因丰厚财力、军力和地理位置的特殊，魏博成为后梁称霸中原的重要力量。

　　912年，后梁名将、魏博(天雄)节度使杨师厚，成立八千人的银枪效节军，以为亲兵。银枪军骄纵妄为，牙军故态复萌。杨师厚死后，后梁欲将魏博镇一分为二，导致银枪军叛乱。军将张彦率叛军拿下节度使贺德伦，归降后梁死敌、晋王李存勖(后来的唐庄宗)，魏博镇也为晋王获得。魏博易手后，晋梁争霸局势愈发有利于前者。

　　五代将士

　　银枪军骄纵但勇悍无敌，是五代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在后唐取代后梁过程中屡立殊功。 918年的胡柳陂之战，李存勖亲率银枪军“杀入梁军阵中，斩击十余里”。战役当晚，银枪效节军正面突袭梁军，另一支骑兵从侧面攻击，梁军大败，死亡近3万人。

　　唐庄宗灭梁之后，依旧执行削弱魏博之政策。926年，魏博军士皇甫晖等兴兵作乱，后唐肱骨之臣李嗣源奉命讨伐。不料，李嗣源为亲军、叛军和各路兵马所拥，而且李嗣源早就被庄宗猜忌监视，遂自立而反。927年，被银枪军推举上位的李嗣源，反过来设计屠杀银枪效节军及其在营家属，史载“永济渠为之变赤”。魏博牙军的叛乱历史至此终结。

　　后唐灭后梁的路线图

　　唐末五代时期，唐朝的军事级别体制已瓦解，作为“官健”的牙军和军阀的私兵亲兵差别不大，各地节度使率亲卫部队叛变更层出不穷。牙军追随的军阀如果成为皇帝，前者也往往成为中央禁军。

　　李存勖和节度使出身的石敬瑭称帝后，都将当年的帐前亲兵升格为中央禁军，前者作为皇帝更直接控制禁军。后周世宗柴荣整顿军政，禁军战斗力大大加强，但他并未能建立起根除武将(节度使)和禁军(牙军)叛乱废立主帅的体系和制度。周世宗死后，禁军统帅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中唐到五代两百年间，中央衰落、地方割据武将专兵、军阀乱战。北宋开创者制定了强干弱枝、崇文抑武、守内需外等基本国策，并建立起长期发挥作用的制度措施，成功避免了上述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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