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所以要在自己的极盛时期，设置节度使这种兼管军民、割据一方，兵权、人事权、财政权尽在指掌的封疆大吏，并不是能单单用唐玄宗李隆基一个人的脑残失策、或者李林甫等大臣的私心误国就可解释的，是因为当时的国家军事情势必须设立。

　　唐王朝全盘继承了“西魏—北周—隋”三代关陇帝国的军国体制，持续不断地对外扩张，便是帝国军政机器运转的必然。因此国家刚从战乱中统一还没几年，人口还只有隋朝极盛时的1/4，(隋炀帝大业初年，户口800余万，唐高祖武德年间，户口仅仅剩下200余万)，唐太宗李世民却不曾和汉朝建立后一般休养生息几十年，而是依仗着麾下一群猛将良将，将几十万百战精兵，迅速投入到对外开疆拓土中，开国百年时间里，四面八方同时开战。

　　唐太宗：李世民

　　哪怕当时整个中原地区还远未得到充分开发，如湖南一带还十分荒凉，(整整五十年间才难得有一人中了进士，被称为“破天荒”，当地大员喜出望外，特意奖励70万贯钱)，福建、岭南、贵州这些地区更遍布荒山僻野，原始丛林，

　　唐王朝却依然长时间将大量的国力军力，持续投放到的距离中原万里之遥的雪域高原，戈壁荒漠，天山南北，和突厥、薛延陀、吐蕃、吐谷浑、回纥、铁勒、大食、突骑施、契丹、奚、高句丽、百济、日本、南诏等一个个此兴彼伏的对手交锋，进行着远东和整个亚洲的争霸战争。

　　风卷战旗陌刀霍霍，烽火连绵葬敌万千，在铁骑蹄声和硝烟弥漫中，大唐帝国终于建立起华夏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大版图。唐太宗李世民也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唐高宗更成为称霸亚洲的“天皇大帝”。

　　当帝国过度扩张，而生产力水平远远跟不上，就意味着边疆地区必须有远比之前强大的动员力，才足以保障对抗那些强大异族政权，如吐蕃、回纥、大食的军事需要。所以开国之初建立、此时已难以为继的府兵制变成了募兵制，节度使制度也应运而生了。

　　当各镇节度使尚是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良将的时候，安西、北庭、河东、卢龙、朔方、陇右各镇的军马数量和军事屯田数量，均扩充至此前数倍，唐军实力也大大增强，先后出兵攻灭后突厥汗国，连续击败吐蕃，并令回纥、渤海两国臣服，扭转了武则天执政后期以来的边疆战事不利局面。此时大唐王朝更达到了之前历朝前所未有的极盛之世，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巅峰。

　　也正是节度使制度初期的卓有成效，才让志得意满的唐玄宗李隆基不断下放各种权力，将人事权、财政权一一划拨给各大藩镇，终于让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捉住机会，酿成了令大唐国势中衰的安史之乱……

　　短短五年的战乱，国家人口锐减3/4，此后吐蕃回纥更趁火打劫，侵吞唐朝大片疆土，中枢实力大损，无力压制安史叛军余部盘踞的河北藩镇，从此，半独立的藩镇时代就持续了200余年，一直延续到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方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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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惟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唐纪二十六有载：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节度使相当于现在的军区书记和司令职位。

　　制度

　　节度使制度之所以形成，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1.唐均田制度的崩溃。

　　从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时期曾采用很多种办法试图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在这几种办法中，前两种都失败了，而募流民客户为兵的办法虽能诱得“通逃者”“争出应募”，暂时解决了社会问题，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兵而不可卒去。于是，由于均田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唐兵制从府兵的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2、巨大的扩张机器无法继续运行，唐代边疆形势开始由攻转守。

　　节度使制度的开端，是从唐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立的缘边节度使。这和当时的边疆形势是分不开的。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着扩张进攻的。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 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

历代状况

　　唐朝

　　唐节度使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东汉安帝永初二年 (108)，梁懂受命主持西方军事，为诸军节度使。曹魏景元四年(263)，魏军伐蜀，由司马昭指授节度。唐代也很早就用此语以明确指挥权限，如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蒲城河北诸道总管及东讨诸府兵均受其节度，但尚未用作职衔。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持节都督出征时是一军统帅，屯驻时是军区首脑，对所统将领及州郡长吏都有节制以至生杀之权。南北朝时，刺史大都加持节都督，辖区既狭，权任亦轻，北周及隋改称总管。隋荆、益、并、扬四大总管辖数十州，事权很重，但只管军事。隋炀帝杨广废总管，唐初恢复，仍称都督，而自贞观以后，内地都督府并多省罢，惟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尚存，以统州、县、镇戍。

　　镇戍是经常性的防御据点，比较分散，兵力单弱，故每遇战事发生，必须由朝廷另行调发府兵、兵募，派遣大将统率出征或备御。这些大将称为行军总管;规模较大的战役，又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早在唐初，已在军事要地留驻部分征行军队，并每年派遣士兵轮番戍守。唐高宗、武后时期，唐朝与突厥、吐蕃、契丹的战事频繁。军、镇、守捉使是差遣的，还保留征行的组织。与此同时，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原来有"行军"含义的"道",如葱山道、交河道、昆山道，也演变为大军区的道，如朔方道、陇右道等。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高宗以后，由中央派出的行军总管或经略大使，常受敕节度诸军，因而渐获诸军节度大使的名称，但还不是固定职衔。节度使成为固定职衔是从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开始的。至玄宗开元、天宝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 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八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十镇，始成为固定军区，各有受其统属之州、军、镇、城、守捉。节度使为差遣职名，例以所驻州都督、大都督长史或都护为其本官。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例兼管内调度军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营田使。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采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乱起，唐廷为了平叛，内地也相继设置节镇，增至二十余道，不置节度使处亦置防御使,防御使不赐旌节，多以采访使兼领。其后，采访使改名观察使，例兼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兼理军民，成为地位略低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

　　节度使的僚佐有副使、支使、行军司马、判官、推官等，将校有押衙、虞侯、兵马使等。由于观察使是采访使的改名，故唐代后期节度使例兼所在道的观察使。节度使的僚属，都由节度使辟举，然后上报朝廷批准。所统州县长吏虽由中央任命，而实际则听命于节镇。遇刺史位阙，节镇常遣上佐摄职，然后报请朝廷正授。地方财政收入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送使部分常占最大份额。安史之乱后，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之后，唐朝才失去对大部分藩镇的控制，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林立，他们拥兵自雄，互相兼并。其中武力最强、在唐亡后建号称帝者，先后有五代;其余割据一方，立国改元(也有未改元者)自传子孙者为十国。而五代十国境内之节度使亦多桀骜跋扈，节度使部下更多悍将骄卒，逐帅杀使之军变事件不断发生。

　　宋朝

　　宋初承五代旧规，节度使除本州府外，还统领一州或数州府，称为支郡，辖区内的军、政、财权，由节度使独揽，实际上是个半独立的小王国。

　　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采取各种政策，削弱节度使的军、政、财权，以加强中央集权。乾德三年(965)，令各地赋税收入除日常军费所需外，全部运送中央，剥夺了节度使擅自处理地方赋税的财权。同年还命令诸州府选送精兵给中央，削弱了地方的兵权。宋太祖在平定湖南时，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属中央，不再隶属于节度使。太宗又于太平兴国二年 (977)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宋政府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此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而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授予宗室、外戚、少数民族首领和文武大臣，对武将更是晋升的"极致",多者可带两三镇节度使，礼遇优厚。而节度使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虚衔，或宰相罢官到地方上带节度使虚衔，谓之使相，尤为荣耀。辽、金分别于大州或节镇诸州置节度使，掌管军民两政。此外，辽圣宗耶律隆绪亦将统领上京、中京地区契丹及奚族的五十一部首领令隐改称节度使。金于胡里改等路亦设节度使，管辖部族事务。元代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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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分别是河西节度使、范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岭南经略使。

　　1、范阳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治幽州(天宝时为范阳郡)，统辖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夷军、横海军、高阳军、唐兴军、恒阳军、北平军，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天宝时节度使为裴宽、安禄山。

　　2、平卢节度使

　　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柳城郡，今辽宁朝阳)，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三万七千五百人。天宝时节度使为安禄山。

　　3、河东节度使

　　防御突厥，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守捉及忻州(定襄郡，今山西忻州)、代州(雁门郡，今山西代县)、岚州(楼烦郡，今山西岚县北)三州郡兵，管兵五万五千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田仁琬、王忠嗣、韩休琳、安禄山。

　　4、朔方节度使

　　捍御突厥，治灵州(灵武郡，今宁夏灵武西南)，统辖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王忠嗣、张齐丘、安思顺。

　　5、河西节度使

　　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武威郡，今甘肃武威)，统辖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豆卢军、新泉军、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管兵七万三千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王倕、皇甫惟明、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

　　6、安西节度使

　　安西节度使，又称四镇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抚宁西域，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管兵两万四千人。天宝时节度使为夫蒙灵曜、高仙芝、王正见、封常清。

　　7、北庭节度使

　　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治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统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管兵两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来曜、王安见、程千里、封常清。

　　8、陇右节度使

　　备御吐蕃，治鄯州(西平郡，治今青海乐都)，统辖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莫门军、宁塞军、积石军、镇西军、绥和守捉、合川守捉、平夷守捉，管兵七万五千人。天宝十三载又于鄯、廓、洮、河四州西境增置宁边、威胜、天成、振威(吐蕃雕窠城)、神策、金天、武宁、曜武八军。天宝时节度使为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

　　9、剑南节度使

　　西抗吐蕃，南抚蛮僚，治益州(蜀郡，今四川成都)，统辖团结营、天宝军、平戎军、昆明军、宁远军、澄川守捉、南江军及翼州、茂州、维州、柘州、松州、当州、雅州、黎州、姚州、悉州等州郡兵，管兵三万九百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章仇兼琼、郭虚己、鲜于仲通、杨国忠。

　　10、岭南五府经略使

　　绥静夷僚，治广州(南海郡，今广东广州)，统辖经略军、清海军，直辖广管诸州、兼领桂、容、邕、安南四管诸州郡兵，管兵一万五千四百人。天宝时裴敦复为五府经略使。至德元载改为节度使。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到元和年间形成四十八藩镇的局面，藩镇分布以唐玄宗时期，划分天下州县的十五道为依据。

　　关内、京畿二道节度使有7个、(都)防御使有3个，山南东西二道节度使有3个、都防御使有1个，剑南道有节度使有2个，江南三道(黔中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有观察使有8个，淮南道节度使有1个，岭南道有节度使有1个、经略使有4个，河南、都畿二道节度使有6个、都防御使1个、观察使2个，河北道节度使有6个，河东道节度使有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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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的地方军政长官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旌以专赏，节以专杀，就是后来的节度使。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总权。

　　众所周知，李世民时期唐朝征战四方，灭东突厥，征服高昌，重创高句丽，都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因为他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新唐书·兵志》载：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李世民

　　李世民去世后，吐蕃、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的骑兵开始不断袭扰唐边境地区，为应对这种态势唐军开始战略收缩，对外战略由进攻开始转向军事防御，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构筑防御工事，部署军事力量。

　　为了建立庞大而且指挥灵活、快速反应的边防军队，唐政府把地方政府控制的分散的几百人为单位的小镇，改为驻有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的边防重镇。

　　其实一开始，戍边集团军是由原隶属于各卫的府兵、临时征集起来的新兵组成，由于军队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都需要花费时间，要预防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必须在边境军镇驻守常备军，于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长期服役的常备军开始取代定期轮番防边的府兵。

　　起初的常备军也是依靠政府分配兵额，但往往不能满足边关对军队的实际需要，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募兵的来源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职业的流浪人，以及走投无路或无依无靠之辈。他们一般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之权，因此他们对节度使有极强的依赖性，以至于“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这样，藩镇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亲兵部队，拥有了军权。

　　当然，单纯的拥有军队远不能使节度使做大，古代军队在外动辄几十万兵，之所以还能听命于文官政府，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后勤。大军若是断了粮草，这些膀大腰圆的家伙分分钟就会倾向于反噬，军人还是盗匪就是一念之间。为了养活数量庞大的藩镇集团军，同时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唐政府开始用屯田的收入解决军队的部分供应，随着常备军数量的不断增加，屯田制度在各军驻地全面展开。

　　起初，屯田生产的粮食由中央政府的统一支配，但这样戍边将领调动军队还要走中央程序，对边境戍防不能灵便反应，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区的财政权力转给各防区的常备军将领。

　　景云年间，为与吐蕃、后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作战，唐政府再次对西北、东北边境的军事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官衔正式化，即把那里的数州并为一个军事战略防区，组建边防重镇。

　　开元、天宝年间，节度使的数目进一步增多，唐沿边境置安西、北庭、河西三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置朔方、河东、范阳三节度使防御北部边境;置平卢节度使防御东部边境;置陇右、剑南二节度使防御西部边境。

　　最后一步是行政权，唐政府经常临时派出巡察使、按抚使、采访处置使等到各道巡察。开元二十一年，采访使成为常设机构，负责检查本道刑狱和监察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

　　为避免地方官对节度使军事行动的影响，从天宝中开始，唐政府将一道“节度使与采访使”各“一人”的体制，改为由藩镇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这样，藩镇节度使便拥有了其辖区内数州的行政权。

　　我们知道到了天宝十年，安禄山官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采访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等，辖区广遍太原、幽州、营州各地，又集军权、财政权、行政权于一身，所以当安禄山率十五万大军南下，朝廷一片动荡，宫廷警卫部队都是由临时集市商贩组成的，被逼的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来召募兵卒。

　　安史之乱后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自唐末黄巢之乱之后，朝廷终于失去对大部分藩镇的控制，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朱温灭唐后的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以及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均为节度使。

　　唐亡于藩镇是不争的事实，五代的54年大分裂其根源则在于节度使手里有兵，占个山头就能称王，赵匡胤不想他的王朝重蹈此覆辙，北宋建国后，他问心腹赵普：

　　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

　　赵普说：

　　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匡胤心领神会，他在一次晚宴上，给予功臣银钱田地，要求他们解除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北宋开国重臣石守信、高怀德、王审椅、张令锋、赵彦徽等人一夕之间，兵权尽解。并派遣文臣知军州事，限制了节度使节制郡县的权力;又以转运使接管了节度使的财政权利;将地方上强壮的士兵编入禁军。凡此种种，节度使徒坐空城而已。

　　之后，节度使一般作为宰相卸任之后的荣誉职务，往往有名无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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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朱温逼退唐哀帝，建国大梁，自称皇帝后，就代表着唐王朝走向最后的毁灭。这件事的背后，其实代表了从唐朝中期开始，节度使权力不断扩大，并在安史之乱爆发，最终形成晚唐藩镇势力扩大，地方割裂的情况。不过，同样设立节度使，北宋却没有出现像晚唐时期藩镇割裂的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北宋的时候，节度使依然是一个品阶极高的官位，封号跟朝廷的参知政事是一样的。而参知政事的职位，相当于北宋宰相中的一员。这是武官中最高的品级，也是用来加封文官、宗室，以及当时分量极重的宰执官。被北宋初年的时候，节度使依然发挥一些重要作用。比如在管辖地内，安抚和治理当地的民众，保卫自己的管辖地，不受外敌入侵，以及开疆拓土。

　　纵观整个北宋时期，北方的边患一直存在。所以，他们需要给地方武将一定的自主权，用来应对突发的战事。而这些都需要节度使来执行。唐朝时设立节度使，也是考虑到同样的因素。但赵匡胤本人经历过五代十国的乱局，他清楚当时武将、藩镇节度使把握重权后的情形。

　　当时各地割据分裂，枪杆子最有分量，节度使最有权力，他们不仅可以直接左右中央朝局，甚至不少节度使直接成了开国的君王。所以，赵匡胤当上皇帝后，头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从后周到北宋平稳过渡的环境下，逐步削弱武将，以及藩镇节度使的权力，加强中央的权力。所以，赵匡胤才会对那些把自己推上皇位的武将们，使了一招“杯酒释兵权”，给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金钱、土地、美女，代价就是交出手中的兵权。

　　北宋的时候，又开始形成尊崇文人士大夫，贬低武官的风气。对于节度使，皇帝不可能把他们都踢回老家。他们需要的，只是节度使权力没有那么大，不会威胁到自己。所以，在北宋初年的时候，节度使的权力被不断剥夺。晚唐时期，藩镇节度使最重要的有四项权力：军权、财政权、行政权、世袭权。

　　这四项权力，除了军权，其余都被剥夺了。财政权被转运使分走了。这是专门负责运输的官职，掌握重要物资。后来转运使权力太大以后，又设立了安抚司等机构，再度分化转运使司的权利。这是后话。

　　至于行政权，北宋初年最开始是下令，各州的刺史，必须直接向朝廷中央汇报，接受朝廷诏令。即便是节度使，也不能干预自己驻地以外的政务。也就是说，节度使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到只剩一个州府。即便造反，也很难成功。后来又直接从中央朝廷派遣文官，接任刺史的职位，改称“知州”。

　　这不仅是中央更好的掌管地方事务，也能掣肘节度使的权力。地方上那些最精锐的兵源，都被中央朝廷抽走，编入禁军当中，扩大中央权力。

　　至于节度使的世袭权，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就连节度使的兵权，也受到了削弱。而这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节度使手中掌握的实际权力，其实已经非常有限了。

　　但赵匡胤的这个做法，也为后来北宋形成“冗兵、冗官、冗费”的局面，埋下了隐患。这才有了北宋历次改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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