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嘉定三屠”，还需从“剃发令”说起。对于让汉人剃头从满制，清王朝本是相当谨慎的。弘光朝投降，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有这样的公告:

　　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地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一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满清感觉名正言顺地推行满制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消除。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已经影响了古人两千多年，古代汉族人哪肯实行剃发令!这必然引起大规模地反抗! 书生候峒曾、黄淳耀在嘉定(今上海嘉定)揭竿而起，反抗清朝统治。

　　七月初一，两军会战，当地的“乡军”虽集合了十几万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拥挤堵塞，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到组织和战斗力了，李成栋虽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 结果，侯黄的“乡军”大败。清军在嘉定开始了三次白色恐怖，嘉定三屠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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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弘光元年(1645)五月初九，清军破南京，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县令钱默出逃。

　　六月二十四日，清朝授县令张维熙到任。是日，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百人，白布裹头，昼伏东门外时家坟，晚间各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逃之夭夭。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

　　闰六月初七，明降将李成栋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初八，李成栋亲率兵船百艘、马步兵2000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

　　十二日，清军下剃发令，群情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

　　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行至罗店又被乡兵追杀，伤亡惨重。于是，李成栋疯狂纵兵报复，滥杀无辜。

　　十七日，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渊耀，与前左通政侯峒曾及子元(玄)演、元(玄)洁倡议守城。

　　十八日黎明，李成栋率兵攻罗店，支洪、陆文焕率乡兵抵御。李暗遣精兵东渡练祁，西渡荻泾，乡兵背腹受敌，退入镇内。时值早市，清军入镇屠杀。居民死难1604名。

　　十九日，黄淳耀，侯峒曾集众公议，决定划地而守，城上高悬“嘉定恢剿义师”大旗，自制各种武器，严阵以待。

　　二十五日，吴志葵遣游击蔡乔率兵200余名支援嘉定，扎营城外。

　　次日五更，遭李成栋伏兵袭击，蔡乔战死。李成栋引兵归吴淞过新泾桥时，纵火焚屋，鸡犬不留。

　　七月初一，各路乡兵10万余会集砖桥与清兵决战。清兵分左右两翼冲杀，乡兵大败，被追杀不计其数。李成栋部入娄塘镇后屠杀1073名，并纵兵奸淫妇女，不可名状。

　　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

　　初四五更大雨滂沱，守城士民已露立三昼夜，饮食几绝，渐不能支。清兵趁机急攻，破东门涌入城内。侯峒曾仍坐镇城楼，二子急呼：“事急矣，何以为计?”侯峒曾答曰：“有死而已，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急令二子离去，二子走数步又还。侯峒曾怒日;“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侯峒曾自沉宣家池(叶池)未死，遂被清兵杀害。　东门破，城中居民纷纷奔西门逃生，而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时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对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从此辞矣!”遂索笔疾书：“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罢，见弟渊耀已缢梁间，遂缢其侧。　南门守将张锡眉，闻城破，偕妾投水死。身留绝命诗一首：“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另有守城将领龚用圆、龚用广兄弟闻城破，拥抱恸哭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日见祖宗于地下?”语罢双双自溺而死。　辰时，李成栋入城下令鸣炮屠城。小街僻巷，无不穷搜。每遇一人，大呼献宝，献若不多，连砍三刀，物尽则杀。全城刀声砉然，嚎叫之声，动地惊天。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不计其数。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妇女若容貌不佳者必杀，有美色者生虏，于街坊当众奸淫。若有不从，钉其手足。初六日，李成栋纠集民船300余艘，满载所掠金帛、女子、牛马猪羊驶往太仓。　嘉定被屠后，葛隆、外冈、马陆、杨行等镇乡兵复聚，再议抗清，誓不反顾，并时有偷袭斩杀清兵之义举。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队至葛隆，入镇后肆行屠杀，流血满地，并再屠外冈镇。

　　二十七日，浦峤、浦嶂率兵再屠嘉定，逢人便杀，不分老幼，所劫财物尽载太仓。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2万余，史称“嘉定三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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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屠杀令，嘉定反清运动基本平息下来。关于死亡人数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总共在5至20万人之间。朱子素《嘉定乙酉纪事》称：“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剃发令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形成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被视为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

　　在嘉定至今还能看到多处纪念侯峒曾和黄淳耀的遗迹。嘉定城西有侯黄桥，汇龙潭公园有侯黄先生纪念碑，上海大学嘉定校区的西林寺旧地址有吴玉章题写的“陶庵留碧”碑，碑背镌刻着吴玉章的七律诗：“长虹碧血气冲天，爱国英雄继千万，且喜纪元新世界，翻天覆地换人间。”在方泰有两黄先生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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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满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

　　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满洲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天亮时分，凶残的清军击败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

　　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军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然而，清朝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

　　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清朝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清朝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清军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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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定三屠是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清军颁布剃发令，嘉定百姓拒不从命。

　　乡绅侯峒曾带领嘉定绅民起义反清，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立即领兵五千来攻。嘉定城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妇女们惨遭强奸。如遇抵抗，军队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

　　李成栋率军离开嘉定城。但嘉定城的劫难仍然没有结束。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侥幸逃脱的嘉定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回城后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共两千多人。朱瑛领导着幸存者们在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处死了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

　　李成栋又领着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把吴之番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著名的“嘉定三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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