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 (220年)命其制定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这种选官制度，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

　　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后，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当时察举尚未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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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品中正制从内容上说主要有三条。

　　一、设置中正：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晋以后，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但仍需经司徒任命。在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或吏部尚书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这是为了保证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对中正事务的干扰。大小中正官还都有名为“访问”的属员。

　　二、品第人物：这是中正官的主要职责。中正官负责品评和他同籍的士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

　　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1、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2、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魏晋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3、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三类。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所谓“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这是对东汉后期名士品评人物的制度化。

　　陈群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实际上是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南辕北辙的。设立九品中正制，就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曹氏父子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之前“唯才是举”的措施对世家大族势力造成了不少抑制、打击，然而世家大族势力不断膨胀发展的客观形势又使曹魏不得不予以正视，只好转而与世家大族达成妥协，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而中正官又都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这样，世族渗透进选举，中央政权权和世族势力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矛盾开始缓和，士族开始逐渐垄断大权。

　　曹丕采纳九品中正制的建议，除了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九品中正制本身的确有其可采之处。九品中正制刚设立之初，除了照顾世家大族的利益外，也的确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选举人才时品状并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的作用。

　　其主要内容为：

　　①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②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③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④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3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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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设置及其职权的争议

　　1。中正的设置时间、具体名称和组织结构问题。

　　唐长孺认为，初立中正时，只限于郡。州中正的设立时间较晚，可以确定在曹芳时，并且至迟不出嘉平二年(250年)，至早不出正始元年(240年)。州中正亦称大中正、州都。而县中正，在魏晋时无考。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办法，颇为完备，即州设大中正，亦称都中正，郡设小中正，亦只称中正。

　　2。中正的职权问题。

　　唐长孺认为，中正的任务是品第人物、以备政府用人的根据。所有官职授受，除了皇帝特权来处理之外，都必须经中正审查这一道手续。中正品第并非只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入仕途径以及任职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官位必须与品第相符，降品等于免官，升了官必须同时升品。

　　王仲荦认为，中正掌搜荐，以帮助吏部来铨选士人。中正依据管内人物的品行，定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有权进退，“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以五退六，或以六退七”，吏部的选用，就是根据中正的“品状”来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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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乡闾。

　　曹操当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然乡闾评议并未完全废弃，史称曹操平定荆州时，托当地大名士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又称替曹操主持选举的崔琰﹑毛玠“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所谓“总齐清议”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议。曹操对乡闾评议并未笼统否定，反对的只是汉末乡闾评议中产生的弊病。他纠正的办法一是提倡“唯才是举”，以反对虚伪道德和名实不符;二是压制朋党浮华和私人操纵选举，力图将选举之权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韩嵩之条品荆州人士，就不同于汉末名士私人操纵的乡闾评议，而与后来中正由政府任命并向政府负责的情况更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许多特点在曹操当政时期已有萌芽，曹丕﹑陈群进一步加以制度化。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创立时间及原因的争议

　　1。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时间，大体有四种观点。

　　一是延康元年陈群始建说。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时间是在曹丕未篡汉时即延康元年(220年)二月，这在《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有明文。 《晋书·李重传》所载李重语和沈约的《宋书·恩幸传序》将时间提早到曹操时，可能是出于误会。这个问题可以不必讨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二是建安年间曹操始建说。韩国磐依据前引《宋书·恩幸传序》沈约所述和《晋书·卫瓘传》、《通典·选举典》等有关记载，认为九品中正制始于曹操时，而且是戎马倥偬时所创(《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另外还有张旭华的“魏武萌芽说”和刘访师的“始于寿张之战说”。

　　2。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原因。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是由于汉代州郡察举制度已经腐败不堪，再则汉末户口流离，即地主士人亦多侨寓他乡，州郡察举制已不适用，因此，非改不可。曹操求贤诸令，重新确立了选举的原则，也就是选举人才的标准，但怎样达到这个标准，就需要具体的办法、制度来保证执行，这个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

　　唐长孺认为，就当时人的说法，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是由于经过黄巾大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查考乡闾的批评，因此一方面顾及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另一方面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之中选择一个适当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务，于是创立了九品中正制，这种理由是正确的。

　　王仲荦认为，曹丕继位为魏王，进一步就要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换代的工作，对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当时世家大地主尚书陈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不加留难地予以通过了。经过这种方式的妥协，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另外唐长孺、游为民、石荣伦、陈长琦、刘访师等专家也有着各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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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后赵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复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权，但似乎并未设中正之职。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复分别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杀。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著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原因情况

　　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如：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牍车，从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如《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以吉茂、时苗等人为《清介传》，传曰：“……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

　　由此可见，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时已重家世，但还不是唯一标准。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发展

　　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州中正的设立。其设立是根据当时权重于朝的司马懿的提议。《太平御览》卷256引《晋宣帝集》有司马懿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又《通典》卷32有：“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后来曹羲与兄曹爽皆为司马懿所杀。

　　自州中正的设立以至两晋，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而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

　　与先前由地方官推选郡中正不同，晋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荐举。如《晋书·傅玄附子咸传》：“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俊固据正。”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选任。

　　这种情况似乎是国家政权进一步把选举中的品第人物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打击地方士族。此在一方面乃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便利了掌权的中央豪门士族扩展其势力，他们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制度，而那些官居卑位或不居官的地方世家大族却日趋衰落。与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有所威胁的，此时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议名士，而是新兴的盘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门阀士族。

　　门阀士族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

　　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名族”、“乡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晋书·刘毅传》、《晋书·王沉传》)

　　纵观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选举制度的变化，其中显然是贯串着皇权由盛而衰再盛的发展趋势，而世家大族势力则相反，其趋势是在东汉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时新出门户开始兴盛，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顶峰，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中间有曹氏政权初期短暂的抑门第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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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评定士人的品级与起家官官品的关系的争议陈长琦认为，特定的资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最初是二者之间相差三品，而不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的“乡品与官品相差四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资品与起家官品间的差距，发生了变化。

　　曹魏时期，九品官人法创置之初，某个既定资品的起家官品，与其对应是相差三个品级。资品虽有九级，而被中正评为下等人才，获下品七、八、九品级者，是没有希望入仕为官的。因一品被视为圣人之品，不轻易授人，成为虚品。实际上能够起家入仕的资品，只有上品与中品的六个品级。所以，这个对应关系可以列示如下：

　　起家官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资 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西晋以后，资品二、三、四品与起家官品由相差三品变为相差四品，资品五品的起家官品在与资品相差三品到四品间浮动，而资品六品的起家官品则仍然保持着相差三品的距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列示如下：

　　起家官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资品：一、二、三、四、 五、 六、七、八、九

　　此外，张旭华、胡宝国、阎步克等专家也有着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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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品第与入仕途径的关系的争议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并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的品第，但出身授职还得通过各条入仕道路。

　　罗新本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考察士人和官员的制度，中正对已仕未仕之人均予以品评，品状是吏部授官的主要依据，但他并不直接官人，任命之权归吏部。并且士人经品评后仍需由各种仕途方能为官。

　　陈琳国认为，两晋时期的选官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吏部铨选和公府辟召，二是州刺史辟召和举秀才，三是郡太守辟召和察举等。

　　陈长琦认为，九品官人法，是魏晋时代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唯一的形式。因为九品官人法给每个官员职位都规定了任职者的人才品级资格，即官品，那么任何人如果没有资品，就没有入仕的资格。但魏晋时代士人之品级的获得，即资品的获得却非只中正评价一种，而是多渠道、多途径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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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历史作用及其与门阀制的关系的争议

　　刘访师认为，从公元220年到280年的60年间，因九品中正制破除了察举制的束缚，在选用人才上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这是它的隆盛时期。

　　吴霓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历史上选举制度继两汉察举、征辟后的又一变迁。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对私学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很直接的、很明显的。九品中正制在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有力控制。尽管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在于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但却无法逆转门阀专政的历史倾向，九品中正制最终还是巩固了门阀的统治。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本来是要按才能品选人物，却演变成由中正来决定人才的高下。中正又都是本州郡的世家名门贵族官僚来担任，因而所定为上品者，无非世族名门。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把持选举，操纵政治的工具，由此而形成了以后的门阀政治。

　　张旭华认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从陈群创建到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为九品中正制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此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确曾起到积极作用。第二，自司马懿设立州中正到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九品中正制终于完成了向门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

　　陈琳国认为，九品中正制颁行之初，门地不是唯一标准，才能还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是不能否认，由于九品中正制把选举大权交给了朝廷权贵和地方大族，它抛弃了汉代选官中的推荐、考察、试用等好传统，因此不可避免地逐渐变成高门大族的工具，促进和加速了门阀制度的确立。

　　陈清泉、郑天禄认为，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存在着过多弊病，在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政治上纷乱不已，阶级矛盾尖锐，道德风尚败坏，这一切也同它的实行是有密切关系的。

　　胡宝国认为，九品中正制应该与汉代的任子制进行比较研究，才可以更清楚它的作用。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某些差异。首先，在人数上，任子制有严格限制。九品中正制建立时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因此不可能规定高官子弟可以获得上品的人数。没有人数限制而在实际执行中又确实成为特权制度，这就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点。在此种情况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坐致公卿”。其次，汉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垄断性，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广大庶族地主以及一般的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步入清途。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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