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记载的是辽朝自建立到灭亡近210年的历史(西辽历史过于简略，不算入)。辽朝是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前期契丹族在我国北部、东北部以至西北部辽阔地区建立的强大王朝。契丹的名字，最早见于《魏书》，它的含意，据《金史》上说是“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现代史学界虽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仍持此说。契丹族的祖先属东胡的一支。

　　后又为鲜卑一部分。原居辽河上游一带，在悠长的岁月里，纵横于千里草原上，“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资，仰给畜牧”。从东晋到隋唐之际，契丹有八个部落;到唐朝末年，契丹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十世纪初，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大)契丹国，都城设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

　　到辽太宗耶律德光大同元年(一说为会同元年)时改国号为辽(947年，一说为938年)，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复称契丹，至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重新定国号为辽(这一次的国号确定的较为正式，至此之后宋通辽的国书、贺表开始使用辽这个国号)。根据考证，一般认为辽采取双重国号制度。辽朝与北宋、西夏并立，比北宋的疆域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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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保机建国后。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接受了汉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视史学的传统的影响，在政府机构中，设有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起居部、起居舍人等史官。像辽景宗耶律贤统治时期，就以枢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监修国史。室防修“实录”二十卷，受到辽圣宗的表扬。辽兴宗耶律宗真时的史家萧韩家奴，能坚持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有一次，辽兴宗出去打猎，跟从他的人中有几十个被熊、虎咬死咬伤，萧韩家奴如实记载了这件事。辽兴宗看到后，命令他删去这个内容。萧韩家奴删去这个内容后，重又写上去。几天后，辽兴宗看到萧韩家奴的记载说：“史笔当如是。”正是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修史，因此辽朝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为以后修辽史提供了有利条件。

　　辽朝受汉族文化影响很大。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从辽圣宗时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编修了“实录”。辽末天祚帝时，又让监修国史的耶律俨修太祖诸帝“实录”。辽朝时，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

　　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佑、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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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

　　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

　　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

　　二、金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刊行;一次是在完颜璟(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二人，最后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于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决。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

　　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

　　编纂人员

　　《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撰写而成。

　　编纂时间

　　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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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在《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等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

　　另外，《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译音有不少错误，后来清朝时敕撰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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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人说《辽史》“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此说不无道理。《辽史》同《宋史》一样成书也很仓促，而依据史料范围又比较狭窄，书中的缺陷确实是比较多的。《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

　　太过简略

　　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

　　从帝王本纪看，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的史料记载并不多。而辽史对辽兴宗夺回实权的事情并不提及，只有在《契丹国志》和《宋史》有谈及。从后妃列传看更是史料缺乏，极为著名的述律太后、承天太后的记载都并不多，而关于辽太宗、辽世宗、辽穆宗皇后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后妃列传只占了辽史全文1%左右的篇幅。

　　前后矛盾

　　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

　　史实不清

　　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朱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

　　官制粗略

　　在辽史的官制记载中，北面官(契丹官员)的记录简单，在部分上需要《契丹国志》等作为补充;而在南面官制度的记载中，其中大部分是元代史官照抄唐书的百官制，在辽太宗时期的授职中，辽太宗只是代石敬瑭对后晋官员封赏，其中的官职为后晋官职，并非当时的契丹官职。

　　明显错误

　　在辽史中，不仅地理志、百官志的问题很大，在食货志中亦有问题。如食货志对辽道宗时期的钱币记载中，明确记载“曰寿隆”，但在《契丹国志》中，对当时辽道宗的年号记载为寿昌。从传统史学界角度看，辽道宗的祖父圣宗全名耶律隆绪，取“隆”为年号，显然犯讳。现今出土的辽代文物中，也只发现了寿昌通宝，并无寿隆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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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史》的缺陷虽多，《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由于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布，以及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录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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