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前545年 —前501年)，中国春秋时代末年郑国人，与政治家子产同时，名家思想之创先者，著有《邓析子》二篇，已散佚，今传者一般认为是后世伪托之作。中国秦汉以来政治专权，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荀子曾将邓析与惠施并列进行批评，认为他们同是“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之徒。 

　　惠施，(约前370年-前310年)战国时期宋国人，与庄子同时，著有《惠子》一篇，已散佚。《庄子》之中保有大量惠施的言谈与学说，著名的有〈天下篇〉的“历物十事”，〈秋水篇〉的“濠梁之辩”等等。庄子亦为好友以他者的视角专门评著有《惠子》一篇被郭象删除。

　　尹文(前360年-前280年)，中国战国时期人，著有《尹文子》。《尹文子》序称其在齐宣王时，于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皆为公孙龙的学生;但是《汉书?艺文志》却说“先公孙龙”。《吕氏春秋》则有其游说齐湣王的记载。尹文的思想出于名家，但是也杂揉了申不害、韩非子的学说，自名家而至法家。这种现象反映战国初期，由宗法封建过渡到法治专制的政治社会的思想。但由于尹文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些近代学者不再沿袭班固的分类，而对其学派归属有了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是墨家，或有直接列入杂家的。《尹文子》一书的真伪也历经许多讨论，20世纪初期有些学者据认为今本的《尹文子》全系伪托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间，已有学者认为书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时，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后，伪书之说更受到全面的批驳。

　　宋钘，~前300年，又作宋牼、宋荣子，中国战国时代人，约与孟轲、尹文、彭蒙、慎到同时，曾游于稷下。著有《宋子》十八篇。宋钘的学说流派归类，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归入小说家;荀子将墨翟、宋钘并称。不过，今人多依《庄子?天下篇》将宋钘与尹文并称之言，将两人的思想并称为“宋尹学派”。

　　公孙龙(前320年-前250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著有《公孙龙子》14篇，目 前只残留6篇，共一卷。最著名的即〈白马论〉与〈坚白论〉，其中提出了“白马非马”和“坚白石”等论点。

　　东方朔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

　　鲁胜，字叔时，西晋代郡，生卒年不详。少有才操，曾任佐著作郎，晋惠帝元康初年，升迁为建康令。不久因时局不稳，“尝岁日望气，知将来事故”，而归隐家中。中书令张华派儿子去请鲁胜做官，朝廷聘鲁胜为博士官，都被拒绝。鲁胜是第一位替墨家作注的学者，并定名为《墨辩》，今仅存《墨辩注》序文。

　　吕才，唐初哲学家，博州清平人。少好学，自学成才，又精于天文、地理、医药、制图、军事、历史，长于声乐，制作管乐器“只八”。中书令温彦博推荐吕才给唐太宗。入弘文馆。历官太常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他奉命删定《阴阳书》，颁布天下。他确认“极微”和“气”是世界的根源，并从“乾坤”、“刚柔”等对立关系中寻找事物变化的原因。他反对宗教迷信，对“禄命生成说”、“五德说”和“风水说”进行了批判。贞观六年(632年)，谱曲《功成庆善舞》(更名为《九功舞》)、《七德舞》(更名为《秦王破阵乐》)、《上元舞》，曾传到日本、印度等国。吕才又知兵事，著有《教飞骑战阵图》。作品多散佚，《全唐文》辑录有《进大义婚书表》、《进白雪歌奏》、《议僧道不应拜俗状》、《因明注解之破译图序》。

　　陈亮、叶适，宋代唯物主义学家，他们重视名辩的实际作用,反对理学的空观、空谈和诡辩。他们无情地抨击朱陆理学的空谈恶习,另一方面对理学的“不问道理”的诡辩深恶痛绝。他们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基础上,提出了富有辩证内容的逻辑思维方法:“举一以见二,指二以见一”的矛盾分析方法;“尽考”的全面观察方法。陈亮《辩士传》已失,但从尚存的《辩士传序》一文看出,《辩士传》可能是一部对名辩之士评说和关于逻辑辩术应用的专著。叶适提出了诸如“类族辨物”的求同别异认识方法。

　　傅山，明末的伟大启蒙学者,勇敢地向着禁锢森严的儒学“道统”宣战,公然自命为“异端”,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所谓“子不如经”的正统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子同等”甚至“有子而后有经”的主张,对于六经和诸子作了无可轩轾的研究或评注,被誉为近代研治子学的开创者。他认真地评注了《公孙龙子》四篇和《墨子·大取篇》这样两部在古代逻辑史上占居重要地位、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论著,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至 今仍颇有学术价值。

　　程智，明末安徽人。不惟喜研易理,对先秦名学尤其公孙龙思想极为推崇，研究亦深。《守白论》, 就是一部以"公孙龙子为宗"的论著。从全祖望收录的"十六目"及其"宗旨"推测,这是一部纯理性思辨的学术专著,其哲理不仅涵盖整个先秦名学,还渗透着易学、老庄哲学的精华。

　　其他人物桓团，生平不详，《庄子》中将其与公孙龙并列为“辩者之徒”。綦毋子，生平不详，曾在平原君门下为公孙龙之徒，曾与邹衍辩论“白马非马”之论。毛公，战国时人，与公孙龙同为平原君门下食客，著有《毛公》九篇。黄疵，秦博士。著有《黄公》四篇，今已不传。成公生，与黄疵同时，游谈而不仕。

　　名家衰落编辑 播报先秦名学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就难以发展，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项：

　　一：秦朝使中国统一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始皇禁止私学，只能以吏为师;到了汉代，又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政府的强势领导下，名辩之学难以发展，名家也随之衰落。

　　二：名辩之学与秦汉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国古代文化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而儒家成为显学之后，士大夫皆关注于社会伦理，强调经世致用，名辩之学被视为以争胜为目的的无用之学。此外，名辩之学所采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纯粹的语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学皆对此方法有所批评，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挤之下，名家之学无立足之地。

　　三：就名家内在的发展而言，名辩之学本身相当艰涩难懂，也影响了其发展。首先是一字多义的情况严重，致使后学众说纷纭，难以诂训;其次，由于名家时常以违反常识的语言叙述命题，常人难以接受而失去研究兴趣。在后学难以为继的情况之下，难免走向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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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这一派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认为事物的差别只是相对于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而言，主张一切现实差异都只有相对的意义，提出人们在认识中应该否定差异的界限，直至承认一切对立都为无条件的同一，“毕异”的本是“毕同”的。他们用来论证自己观点的主要命题有10个，《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了这些命题。其中第一个命题说，万物都由一种叫做“小一”的东西构成，因而彼此在本质上并无差异;由万物组成的宇宙，又是一个唯 一的“大一”，此外别无他物。第五个命题说，一般常识认为，事物之间有“大同”与“小同”的差别，但从本质上说，可以认为万物是“毕异”的，也可以认为万物是“毕同”的。第十个命题说，归根结底，“毕异”的本是“毕同”的,因而应该不分物我,“泛爱万物”，天地虽然上下悬隔，其实犹如一人之身，也不必要分彼此。

　　离坚白派离坚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孙龙。这一派注意到事物和名称的差异、独立和稳定，强调不同名实的不同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中断性。他们认为，万物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同的，甚至一物之中的各种属性也是互不相关的，因而否定了事物和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一派的著名论题为“白马非马”和“坚白石二”。他们认为“马”是“命形”的，“白”是“命色”的，“命色者非命形也”，所以说“白马非马”。他们又说，眼看不见石之坚，而只能看见石之白，因此“无坚”;手摸不着石之白，而只能触及石之坚，因而“无白”，由此断言“坚”和“白”是互相分离、各自独立存在的。

　　坚白同异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杨朱。合同异派和离坚白派在认识上所犯的各持一端的片面性错误，经其墨子、杨朱的努力而有所纠正。《庄子·骈拇》云：“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棰辞二字据王叔岷说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韩非子·六反》：“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由此可知，杨朱学派当积极参与了战国时期关于坚白同异的论辩。可惜的是，杨朱学派在这方面的见解和贡献已无法考知了。《荀子·王霸》：“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半步)而觉跌(差)千里者夫’”杨朱哭于歧路的深刻原因和深刻含义在于杨朱对于理论出发点上的细微差别的重大意义和严重后果有异常的理论敏感性。公孙龙等人强调感觉的分离，认为石的坚和白是互相分离的，称之为离坚白。而后期墨家却认为石的坚性和白性是"相盈"的(互相包含的)。

　　学派总结上述两派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并且各持一端。合同异派夸大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动不居的特性，认为一切都是同一;离坚白派则夸大事物的相对独立和相对静止的特性，认为一切都是差异。合同异派合异为同;离坚白派离同为异。前者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后者则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所以墨家、杨朱提出了“坚白相盈”的命题，荀况，强调“制名以指实”的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古代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秦统一六国以后，各辩思潮随之消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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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随着成文

　　礼法公布之后，社会上出现了讼者一类人，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由于这些学者专门从事名词概念的探讨，因此称他们为“辩者”。随着辩者根据辩护要素进行统察发掘问题，由于这些学者需要对获取的诸多条件进行概率统计及最优化决选的辩察，因此称他们为“察士”。随着察士根据最优论点进行公讼，由于这些学者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运用理性逻辑的不造成歧义的非文字游戏的语言写出逻辑明确的法律条文及条约，讼者必须加以大量的历物辩题、现实/模拟案例锻炼，因此又称他们为刑(形)名家。

　　汉代学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他们称为“名家”。春秋后期郑国的邓析，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来的名辩思潮，发展到战国中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使旧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内容，而新出现的概念还需要社会的公认。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上十分普遍，急需解决。适应这种社会需要，后来逐渐出现了一批以人的认识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他们致力于论辩中逻辑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名家学派。

　　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着，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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