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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灭论

  •   无神论并不是今人的创造发明。不少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写了许多宣传无神论的著作和文章。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战争不断;南朝内部赋税、徭役、兵役的加重,官吏的贪污腐化,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使得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朝统治者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进一步依靠宗教迷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佛教给人们虚构了一个来生的世界,宣称人死灵魂不灭,根据在生的善、恶,或入天堂极乐世界,或入地狱受各种痛苦;它要求人民放弃一切反抗,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来世”。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也从佛教教义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信佛,并且做些“功德”,来世就可以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因此,他们极力提倡佛教,到处兴建佛寺,铸雕塑佛像。佛教在南朝很盛行。在南朝,仅在首都建康城(今南京市)就有480寺;全境的寺院成千上万,僧众以百万计。

      佛教的神不灭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遭到了当时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反对。其中最著名唯物主义代表是范缜(450——515年)。《梁书·范缜传》:缜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祖琢之,官至中书郎;父蒙,曾为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弱冠,拜当时的名儒刘瓛为师。他卓越不群,勤奋好学,深受刘瓛赏识。“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由于“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朝廷所重,一直怀才不遇,穷困潦倒,25岁就白了头。35岁始起家齐朝宁蛮主薄,累迁至尚书殿中郎。大概就在他入仕前后,愤世黑暗与佛教的欺骗,于是研究汉魏以来,特别是杨泉、何承天等人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永明七年(489年),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大宴宾客,范缜在座上发言反对佛教的神不灭与因果报应。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簾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范于粪溷之中。附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他的意思是:人们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战,范缜乃以问答形式,著《神灭论》,论述其理。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精神(灵魂)从属于身体,身体存在就有精神(灵魂),人死了,精神(灵魂)也就随之消灭。又说,形体与精神是统一的,互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

      他又举例说:精神就像锋利,形体就像是刀刃。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锋利。没有听说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岂有形体亡了精神还在的道理?从而,他作出了形与神关系的正确论断。

      形神关系问题,是当时哲学上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范缜关于“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一元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论敌提出:木与人既都是质,但是“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岂不是死人与活人都有知?”也就是说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范缜解释说:人与木、生人与死人虽然都是质体,但是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觉是人生的属性,无知是木和死人的属性属,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论敌又提出:既然生人之形有知。那么,“死者之形骸,非生者之形骸邪?”如此,死人也应有知,有灵魂。范缜辩解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有如“荣木变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即是说,由生人变死人,荣木变枯木,是一种质变,不能等同。“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欻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欻有渐,物之理也。”就是说,人由生到死,树由荣变枯,是自然一定变化的规律,生与死,荣与枯,两者既不同质,也不能反变和循环。这些有关物质的属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知”(感性)与“虑”,(理性)认识上,论敌们问道: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范答:“皆是神之分也。”又问:“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虑,手等亦应虑也?”范答:“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即是说,认识分为知、虑两个阶段,手等只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他认为:“是非之虑,心器所主,”而“五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论敌们又问:“虑体无本”(即思维活动不必依赖一定的生理器官)。范答:“苟无本于我形,而可编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由此可见,他发展了认识论。只是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他把人类思维的器官错误的以为是心。

      范缜在《神灭论》最后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由于迷信佛教,“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之故,“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馨于隋游,货殚于泥木。……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

      《南史·范缜传》载言:此论一出,朝野震动,肖子良急忙召集名僧和名士王琰等诂难之。但是,都无法难倒范缜。于是子良心生一计,以中书郎为诱饵,派王融去劝说范缜放弃神灭论,缜大笑道:“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这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对范缜的神灭论感到极度不安。取代萧齐后不久,即发动和组织对范缜的围剿。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指责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

      并对缜挑衅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

      据《弘明集》记载:天监六年(507年),他亲自组织朝贵64人,先后写出75篇文章,围攻范缜的《神灭论》。其中有尚书令沈约的《形神论》、《神不灭论》,东宫舍人曹思文的《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等,光禄大夫萧琛的《难〈神灭论〉》等,这些文章都拿不出驳倒《神灭论》的有力论据;

      而辅国将军韦睿等人的文章更出其右,他们只是按梁武帝的旨意,用“异端”、“外道”、“妨政”等大帽子去企图压服范缜,这当然也毫无用处,曹思文后来在上奏中也承认:“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梁武帝无奈,最后只得以范缜“灭圣”、“乖理”等钦定罪名,来结束这场辩论。

      范缜的《神灭论》为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因而对儒家经典中提到的鬼神观不敢公开反对;其次,他没有揭露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最后,他还把形体分为“圣人之神”和“凡人之神”。这些,都是受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结果。因此,他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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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问曰:“刃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

        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答曰:“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

        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邪?”答曰:“是无知之质也。”

        问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

        问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非有死人之骨骼哉?”

        问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也。”

        问曰:“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岂不因生而死,则知死体犹生体也。”答曰:“如因荣木变为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

        问曰:“荣体变为枯体,枯体即是荣体;丝体变为缕体,缕体即是丝体,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丝缕之义,亦同此破。”

        问曰:“生形之谢,便应豁然都尽,何故方受死形,绵历未已邪?”答曰:“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而生者必?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有渐,物之理也。”

        问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问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答曰:“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问曰:“知之与虑,为一为异?”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问曰:“若尔,应有二虑。虑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体惟一,神何得二。”

        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复有是非之虑?”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

        问曰:“是非之虑,不关手足,当关何处?”答曰:“是非之虑,心器所主。”

        问曰:“心器是五藏之主,非邪?”答曰:“是也。”

        问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答曰:“七窍亦复何殊,而司用不均。”

        问曰:“虑思无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是以知心为虑本。”

        问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虑可寄于眼分,眼何故不寄于耳分邪?”

        问曰:“虑体无本,故可寄之于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于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苟无本于我形,而可遍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

        问曰:“圣人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异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秽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宁有不昭之秽质。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是以八采、重瞳,勋、华之容;龙颜、马口,轩、?之状,此形表之异也。比干之心,七窍列角;伯约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圣人定分,每绝常区,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圣均体,所未敢安。”

        问曰:“子云圣人之形必异于凡者,敢问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大舜,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似,心器不均,虽貌无益。”

        问曰:“凡圣之珠,形器不一,可也;圣人员极,理无有二,而丘、旦殊姿,汤、文异状,神不侔色,于此益明矣。”答曰:“圣同于心器,形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荆和,等价连城,骅骝、?骊,俱致千里。”

        问曰:“形神不二,既闻之矣,形谢神灭,理固宜然,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

        问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见,《坟》、《索》着其事,宁是设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为人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

        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

        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有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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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缜神灭论翻译

        有人问我说:“你说精神是会消灭的,怎样知道它会消灭呢?”我回答说:“精神和形体结合,形体和精神结合,不可分割,所以形体存在,精神就存在,形体衰亡了,精神也就消灭了。”

        问:“形体是没有知觉的称呼,精神是有知觉的意思,有知觉和没有知觉,实际上是两回事,精神和形体,按这个道理不容许合二为一,形体和精神相结合的说法,我没有听说过。”回答说:“形体是精神的实质,精神是形体的作用,所以形体是从实体方面讲的,精神是从作用方面讲的,形体和精神是不能相互分割的。”

        有人问:“精神本来就不是实体,形体本来不是作用,两者又不能分开,这道理在哪里呢?”回答说:“名称不同,本体还是一个。”

        问:“名称既然不相同,本体又怎能是一个呢?”回答说:“精神对其形体来说,好像刀口的锋利和刀口本身的关系一样,形体对其精神作用来说,好像刀口本身和它的锋利的关系一样,锋利这一名称,不能说就是刀口,刀口这一名称,不能说就是锋利。但是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口,离开了刀口也无所谓锋利,从来没有听说刀口没有了而锋利还在的,又怎样能说形体死亡而精神还存在呢?”

        问:“刀口和锋利的关系,或许像你说的那样,但形体和精神的关系,它的道理却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木头的实体是没有知觉的,人的实体是有知觉的,人既有像木头那样的实体,又有木头所没有的知觉,难道不是说明木头只有一种特性,人却有两种特性吗?”回答说:“这话就奇怪了!人类如果具有像木头那样的实体作为形体,又具有木头所没有的知觉作为精神,那是可以像你说的那样。但人的实体是有知觉的实体,木头的实体是没有知觉的实体,人的实体不等于木头的实体,木头的实体也不等于人的实体。哪能说人既有和木头一样的实体而又有木头所没有的知觉呢?”

        有人问:“人的实体所以不同于木头的实体,不过因为人有知觉罢了。人如果没有知觉,那和木头有什么两样呢?”回答说:“人不存在没有知觉的实体,就和木头不存在有知觉的形体一样。”

        有人问:“死人的形骸,难道不就是没有知觉的实体吗?”回答说:“那(死人)是没有知觉的实体。”

        有人问:“假如这样,那人果然是既有相同于木头的实体,又有不同于木头的知觉了。”回答说:“死人就像木头一样,并没有不同于木头的知觉;活人虽有不同于木头的知觉,却没有和木头一样的实体。”

        有人问:“死人的骨骸,不就是活人的形骸吗?”回答说:“活人的形骸不等于死人的形骸,死人的形骸不等于活人的形骸,区别是很明白的,怎么可能有活人的形骸却具有死人的骨骼呢?”

        有人问:“如果活人的形骸不是死人的骨骼,那么死人的骨骼就不应该是活人的形骸而来的了,既然不是由活人的形骸而来,那这死人的骨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说:“是活人的形骸变成了死人的骨骼。”

        有人问:“活人的形骸变成了死人的骨骼,难道不是因为有生才有死,由此可知死人的形体就是活人的形体。”回答说:“这就像从活树变成枯树一样,枯树的实体怎么能说就是活树的实体呢?”

        有人问:“活树能变成枯树,可见枯树也就是活树;好像丝体变成了线体,线体也就是丝体,有什么区别呢?”回答说:“如果枯树就是活树,活树就是枯树,那就应当在树活着的时候凋零,树枯萎的时候结果实了。而活树不应当变为枯树,因为活树就是枯树,再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了。活树枯树全都一样,为什么不先从枯树变成活树,一定要先从活树变成枯树,又是为什么呢?丝和线的说法,也跟此一样不攻自破。”

        有人问:“活的形体衰亡时,就应一下子死去,为什么总是拖拖拉拉的呢?”回答说:“这是因为一切形体的生灭都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忽然发生的,也忽然消灭,逐渐发生的,也必逐渐消灭。忽然发生的如暴风骤雨,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有的忽然发生,有的逐渐发生,这是事物的一定规律。”

        有人问:“形体和精神是结合的,手这样的器官也有精神吗?”回答说:“都有精神的一些因素。”

        有人问:“如果都有精神的因素,而精神能思维,那手这类器官也应当能思维了?”回答说:“手这类器官有痛痒的感觉,但没有辨别是非的思维能力。”

        有人问:“感觉和思维是同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回答说:“感觉是思维的起点,粗浅的叫感觉,深刻的就是思维。”问:“如果这样,就应当有两种思维了,思维既然有两种,那么精神也有两种吗?”回答说:“人的形体只有一个,精神怎能有两种呢?”

        问:“如果不是两种精神,怎么会既有感知痛痒的感觉,又有辨别是非的思维呢?”答:“比方手和足虽有区别,但总归为一个人的肢体,辨别是非和感知痛痒虽然不同,总归还是一个人的精神。”

        问:“辨别是非的思维,如果同手足无关,那同什么有关呢?”答:“辨别是非的思维是由心器官主管的。”

        问:“心器官是指五脏之一的心,是不是?”答:“是的。”

        问:“五脏有何差别,难道只有心器官才具有辨别是非的思维?”答:“七窍又有什么差别,它们的职司和作用各不相同。”

        问:“思维是不受限制的,怎样知道它是心器官所主管呢?”答:“五脏各有职司,(除心器官外)没有哪一个可以思维的,所以知道心器官是思维的大本营。”

        问:“思维为什么不寄托在眼睛之类的器官上呢?”答:“如果思维可以寄托在眼睛之类的器官上,眼睛为什么又不长在耳朵上呢?”

        问:“思维本身没有一定基础,所以可寄托在眼睛这类器官;眼睛自有基础,当然就不用寄托于其他器官了。”答:“为什么眼睛有基础而思维没有基础呢?假如思维在我身上没有一定的基础,而能寄托在任何地方,那么张三的情感可以寄在王二身上,李四的性格可以寄托在赵五的身上。真是这样吗?不是的。”

        问:“圣人的形体和普通人的形体一样,但有圣人和普通人的差别,所以知道形体和精神是可以分离的。”答:“不是这样的。纯金能发光亮,杂质的金不发光亮,发光亮的纯金怎会有不发光亮的杂质?同样,怎会有圣人的精神寄托在普通人的器官之中?当然也不会有普通人的精神寄托在圣人的形体之中。因此尧的眉毛有八彩,舜的眼睛有双瞳,黄帝前额像龙,皋陶嘴形像马,这些都是形体外表的特征。比干的心有七个孔,姜维的胆有拳头那么大,这些都是内部器官的特征。由此可知,圣人有一定的特征非普通人可比,圣人不仅在道德上出类拔萃,就是形体上也是超越寻常的。所谓普通人和圣人形体一样的说法,实在不敢附和赞同。”

        问:“您说圣人的形体一定有异于普通人,那么请问阳货的容貌像孔子项羽的眼睛像大舜,舜、项羽、孔子和阳货,虽才智不同而形貌相像,这是什么原故呢?”答:“珉像玉但不是玉,鸡像凤但不是凤,事物有这类现象,人也一样。项羽、阳货的形貌和圣人相像,他们的内心器官却不真正相像,虽外貌相像,也是没有用的。”

        问:“普通人和圣人的差别,由于形体和器官的不同,不可以这么说。但圣人都是一样完美无缺的,照理说应该没有什么不同,但孔子和周公的相貌不同,汤王和文王的相貌也不一样,这更可证明精神不依赖于形体了。”答:“所有圣人的心器官都是相同的,但外形不一定相同,就像马的毛色不同却都可以是骏马,玉的色彩不同却都可以是美玉一样。因此晋国的垂棘璧,楚国的和氏璧,都是无价之宝;骅、骝、马录、骊,都能日行千里。”

        问:“形体和精神不能分离,已经领教了。形体衰亡精神也跟着消灭,道理也应该是这样的。请问《孝经》上说:‘建立宗庙,让鬼神享受它。’这是什么意思呢?”答:“圣人布道设教就是这样的,为的是顺从孝子的心情,并力诫忘恩负义,所谓‘神而明之’,正是这个意思。”

        问:“伯有变鬼,身披盔甲,彭生死后,化为野猪出现,古书上有明确记载,怎能认为这仅仅是圣人的神道设教呢?”答:“妖怪的事是渺茫的,时而真,时而假。不得好死的人很多,没有听说都变成了鬼,为什么单单伯有、彭生就这样呢?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猪,不见得就是郑国齐国的两个公子吧。”

        问:“《易经》上说‘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状和天地相似而不违背’,又说‘装载了一车鬼’。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答:“禽呀、兽呀,这是飞和走的区别。人呀、鬼呀,这是明和暗的区别。至于人死变鬼,鬼消灭了又变人,这是我无法想象的。”

        问:“懂得了精神消灭的道理,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答:“佛教妨害国家政事,和尚败坏社会风俗,像狂风迷雾般到处散布着影响。我痛心这种弊害,想把人心从这种弊害的深渊里挽救出来。为什么人们宁愿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却不肯照顾亲戚,不同情贫穷的人呢?就是由于自私的打算太多,救人的念头缺乏,所以送给穷朋友一撮米,吝啬的心情就会立刻表现在脸上,而捐赠给豪富的和尚千石粮,就连毛发尖也会流露出欢畅的情绪。这难道不是因为和尚有慈航普渡的美丽诺言,而穷朋友却难指望有丝毫的报答么?施舍不是为了救人急难,做点好事指望立刻得到好报。何况佛教还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来吓唬人,用荒诞的言词来欺骗人,用天堂的快乐来引诱人。所以人们脱下儒者的服装,披僧人的袈裟,丢掉祭祀祖宗的礼器,拿起和尚、尼姑的瓶和钵。家家抛弃了亲爱的人,人人断绝了后嗣。以致使得军队中缺乏作战的士兵,官府中缺乏管事的官吏,粮食被游手好闲的人吃光,财物被寺庙的兴建耗尽。因为这样的缘故,佛教的流行如不加以阻止,它的祸害就没有止境。应知万物的生成都是出于自然,一切现象的变化都有它自己的原因,忽然间自己发生了,又忽然间自己消灭了,要发生的不要去阻碍它,要消灭的不去挽留它,让它顺着自然的规律,按照自己的本性发展。劳动者安心田亩生产,统治者减少奢侈浪费,种田吃饭,饭是吃不完的;养蚕穿衣,衣是穿不尽的。在下的把多余的产品奉养在上的,在上的不专靠严刑峻法来对待在下的。这样可以保全性命,可以孝养父母,可以为自己,可以为别人,可以安定国家,可以完成霸业,都是运用这个道理啊!”这篇文章一出来,官员和老百姓都议论纷纷。萧子良召集僧侣来诘难范缜也没有能够说服他。

        范缜神灭论影响

        《神灭论》的发表,大大地震惊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极为慌张,于是出现了竟陵王萧子良凭借宰相的权力,慌忙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但由于他们讲不出象样的道理,尽管人多势众,也没有压倒坚持真理的范缜。佛门信徒太原名士王琰,借儒家讲究孝道为武器,撰文立着,企图一下子封住范缜的口,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呜呼!范子,你怎么竟连自己的祖先在哪里都不知道!”但范缜当即反唇相讥说:“呜呼!王子,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杀身去追随它们呢?”王琰哑口无言,败下阵来。萧子良又派名士王融到范缜那儿,企图用官位加以利诱,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说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坚持己见,恐怕会有伤名教。以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何愁官至中书郎。而你为什么要违背众人的信仰,自讨身败名裂呢?”范缜听后哈哈大笑,回答说:“倘若我范缜肯于出卖人格,背叛信仰去捞取官位,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尚书仆射一类的高官,你那个中书郎又岂在话下!”直到范缜去世,朝廷都不敢将《神灭论》禁止发行。《神灭论》成为许多古代著作中的一朵奇葩。它为后世的中国无神论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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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萧衍因不满齐帝萧宝卷的专横统治,在手下的一片呼劝声中,终于在时机成熟之后,在襄阳大揭义竿,举兵讨伐萧宝卷。在兴兵南征路上,萧衍又因德施民心,顺应天势,所以一路上收招了不少人马,队伍日益壮大,更有许多隐士贤良也来投靠萧衍。一日,萧衍领军到了南乡舞阳安营扎寨,与左丞相刘孝绰正在军帐中研究战况,军士来报道:“禀主公,营外有一腰扎黑丧带的人,自称是主公的故友,前来求见。”不待萧衍回话,刘孝绰已接道:“大胆逆贼,胆敢乱闯我营,先将他绑起再当相见!”那士卒正欲退去,萧衍却道:“且慢,此人既称是我故友,自当引他见我,如若他乃有意挑衅之辈,再绑不迟!”刘孝绰闻言道:“主公,此乃兵荒马乱之际,切要小心为好!”萧衍道:“不妨事,我心中自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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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士卒得令退去,不一会儿领着一个男子进了主帅营。那男子果然头缠麻布,一身孝衣,腰缠黑丧带,见了萧衍也不下跪。刘孝绰一看便有气,正欲喝令来者跪见,哪知萧衍却不仅不怒,反而喜上眉梢道:“啊!原来是缜兄!”来人双手一揖:“得闻衍兄领兵至此,特来相见!”萧衍这才对刘孝绰道:“此乃我当年竟陵王学府的故友,今日得见甚是高兴!”刘孝绰这才与来人揖手还礼之后,便行退去。待刘孝绰退去之后,萧衍更是放下主帅的架子,携着来人之手共坐主位,相谈甚欢。萧衍先道:“不知缜兄几年不见,今日见我,为何是如此打扮?”那人只微叹一声道:“衍兄有所不知,前日家母过世,今日尚且还在孝日内,今又偶闻衍兄领兵至此,只想前来投靠衍兄,以助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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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衍听后更欢喜得不得了,二人便在帐中促膝长谈起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范缜。范缜最早的官位在齐朝中算是个较低的主簿,直到现在才被提升为尚书殿的中郎和宜州的太守。提及范缜的血统,他原是东晋时安北将军范汪的第六代世孙,他的祖父是中书侍郎范璩之,父亲范漾早死于诸侯纷争的年代。其实,萧衍和范缜的关系也不至于如此亲切,只因范缜的堂弟范云是萧衍自称西邸“八友”中的一位。在当时范缜经常言论一些与世人不同的见解,所以萧衍才对他有所留心。今日相见,萧衍知道他是个见解独特之人,想到自己日后欲成大事,身边多个这样人总比没有的好,所以方才显得格外亲切。范缜的故事还得从齐朝初建的时候说起。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办了一个学府,招纳天下的才子著作文献和史记,同时又招了一批僧侣撰写佛经。哪知众多学士之中,只有范缜一人不相信佛教,而且还三番五次地表达无神的言论,抨击佛教。萧子良认为范缜的言论动摇了他的地位,终于有一次当着众人的面,仗着自己为一舍之长,学历非凡,首先问起范缜:“你不相信世间有佛祖和神灵存在,你有什么理由吗?难道就像人,一生下来便有贵贱之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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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缜环视了一下四周,却指着院中的一棵老树道:“不错,现在的人一生下来便有贵贱之分,就像这棵树上落下的树叶,虽然它们同在一棵树上生长,可说是环境一样,但当秋风一吹,它们其中有的可能会落到这清新雅致的学舍中,而另外则有的落到竹篱墙外的粪池中,倒也跟人有些相似,就似你萧公子一出生便注定是大富大贵之命,而我等却是需苦读奋斗方才飞黄腾达之辈!”一席话,范缜比喻得十分贴切,惊得四座哑口无言,萧子良更是无言对答。自这次唇枪舌剑一战之后,范缜更加坚信世上无神存在的思想是正确的。后来,范缜一时兴起,经过四个月的时间,竟写成了一本《神灭论》的书。书中范缜用自己的思想观念,恰如其分地比喻、阐述了世上没有任何神灵存在的道理。他在书中写道:“世上有谁能证明神灵的存在呢?如果就像某些人所说灵魂是附体的,那么也只是说有了肉体才有灵魂,而肉体一旦灭亡,那么灵魂也一定随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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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缜的《神灭论》问世以后,惹起了一番不小的风波,许多信佛的人纷纷责怪范缜的“荒唐之说”,更有些略有文采之人竟写起《破神灭论》,欲用纸笔击败范缜。太原有位学士,一日亲临鸡笼山竟陵王学府,当面责问范缜道:“哎呀,范先生真是太可悲了,你竟然会不知道你祖先的神灵在哪里呀!”范缜闻言笑道:“这位先生所言甚是,我范缜虽不知祖先神灵在哪里,可我却知先辈们肉体安放何处。这位先生即言此话,那你定然知道他们神灵所在何方,我范缜每逢清明尚可拜祭先辈们的肉体,这位先生难道要自取性命以灵魂去追随他们吗?”一番话直教那太原学士灰溜溜地溜之大吉,以免难堪。当然,范缜的神灭论思想,萧衍也完全知道。萧衍虽也信佛,但举兵起事时不比老年那样虔诚,他也清楚范缜是一个才子。萧衍此次兴兵讨逆,身边正值用人之际,所以也没有因范缜的《神灭论》而责难他,反而委他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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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缜一直想寻得明主,也甘效犬马之劳。待得萧衍建梁称帝之后,范缜也官至尚书左丞之职。但到后来,萧衍大兴佛教,范缜却执意坚信“神灭论”,所以一直劝言萧衍,惹得萧衍一时大怒,干脆传下一道圣旨,把才子范缜发配到广州去了。一直到天监六年(公元507年),范缜才又被梁武帝召回京城任中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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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战争不断;南朝内部赋税、徭役、兵役的加重,官吏的贪污腐化,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使得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朝统治者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进一步依靠宗教迷信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佛教给人们虚构了一个来生的世界,宣称人死灵魂不灭,根据在生的善、恶,或入天堂极乐世界,或入地狱受各种痛苦;它要求人民放弃一切反抗,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来世”.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也从佛教教义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信佛,并且做些“功德”,来世就可以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因此,他们极力提倡佛教,到处兴建佛寺,铸雕塑佛像.佛教在南朝很盛行.在南朝,仅在首都建康城(今南京市)就有480寺;全境的寺院成千上万,僧众以百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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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神不灭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遭到了当时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反对.其中最著名唯物主义代表是范缜(450——515年).《梁书·范缜传》:缜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祖琢之,官至中书郎;父蒙,曾为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弱冠,拜当时的名儒刘瓛为师.他卓越不群,勤奋好学,深受刘瓛赏识.“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由于“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朝廷所重,一直怀才不遇,穷困潦倒,25岁就白了头.35岁始起家齐朝宁蛮主薄,累迁至尚书殿中郎.大概就在他入仕前后,愤世黑暗与佛教的欺骗,于是研究汉魏以来,特别是杨泉、何承天等人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永明七年(489年),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大宴宾客,范缜在座上发言反对佛教的神不灭与因果报应.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范于粪溷之中.附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他的意思是:人们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战,范缜乃以问答形式,著《神灭论》,论述其理.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精神(灵魂)从属于身体,身体存在就有精神(灵魂),人死了,精神(灵魂)也就随之消灭.又说,形体与精神是统一的,互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

        他又举例说:精神就像锋利,形体就像是刀刃.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锋利.没有听说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岂有形体亡了精神还在的道理? 从而,他作出了形与神关系的正确论断. 形神关系问题,是当时哲学上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范缜关于“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一元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时论敌提出:木与人既都是质,但是“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岂不是死人与活人都有知?”也就是说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范缜解释说:人与木、生人与死人虽然都是质体,但是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觉是人生的属性,无知是木和死人的属性属,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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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灭论之争指佛教徒与排佛者(包括一般无神论者)间,有关神(灵魂)是否因死亡而灭绝的论争。

          介绍

          这是盛行于南北朝时代思想界的论题。主张人死即形神俱灭,是为‘神灭论’;反之,主张人虽死,而灵魂(神)仍存,此即‘神不灭论’。关于人的形体死亡后,精神是否依然存在的问题,向为先秦以来的主要论题。尔后佛教传入,又与三世轮回、因果报应、法身、佛性等佛教教义相融合,因而开论争之端绪。最早阐述‘神不灭’说者系三国时代吴·牟融的〈理惑论〉。该论云(大正52·3b)︰‘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东晋·慧远在所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亦倡‘形尽神不灭’说。其文云(大正52·31c)︰‘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他认为精神并非物质,故能自今世的有情个体转移至来世的有情个体。其弟子刘宋·宗炳又着〈明佛论〉(一称〈神不灭论〉),提出(大正52·9b)︰‘精神不灭,人可成佛’之说。谓形质至粗,神明实妙,并非神从于形,而是形从于神。

          其时,何承天撰〈达性论〉,批判宗炳之说,认为生死乃自然现象,形灭则神散,精神不可能从一个体移至另一个体,故主张‘神灭’,从此遂展开一段往返论争。至齐末,范缜着〈神灭论〉,云(大正52·55a)︰‘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又云(大正52·55a)︰‘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范氏极力阐扬形神一体,乃令当时朝野哗然。许多信奉佛教之士如梁武帝、萧琛、曹思文、沈约等人,皆著书批驳其说。梁代以后,虽亦有关于形神关系的探讨和争论,但在中国佛教史中已不居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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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说法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附︰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七讲(摘录)

          到了齐梁两代,神灭不灭的争论达到了高峰,这是由范缜(子真)引起的。他在南齐时,同竟陵王萧子良就有过辩论。萧相信神不灭,而范缜当面驳难了他。萧问,如果没有报应,为甚么人们会有贫富穷通的不同呢?范缜答,这事有如风吹落花,飘落在高下不同的地上,这纯属偶然,并无甚么报应的原因。当然,范缜在那时候不可能看到贫富穷通的阶级根源,只得用偶然说来反对命定论,这也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萧子良不满意范的回答,但也觉得无法反驳,从此范缜即开始酝酿写关于神灭的文章了。

          梁武帝天监初(约在六年,即西元507年顷),范缜由外谪召回任中书令,便把多年酝酿的思想写成了〈神灭论〉。论文很有逻辑性,对驳斥佛家神不灭说非常有力。它是假设问答的体裁,共计三十一条。范缜的外弟萧琛不同意范的说法,作〈难神灭论〉,把三十一条逐段引来加以驳难,因而论文得以保存下来。现据萧文所引的看,原论共分六段,第一段是泛论形神的关系,认为神形相即,二者不能相离,所以共生共灭。第二段指出神形是体一名殊,犹如刃之与利。第三段指出人之所以不同于木石,乃由于‘人之质不同于木之质’,故‘有知无知各异’。第四段从人来说,‘形分与神分相应’,因形分不同,故神分亦不同,而形分是神分之本。第五段说明人有‘圣凡之异’乃由于‘形器之异’。有聪明的人,其天赋之身体即有过人之处,──这是由形神相应必然得出的结论。这一段还附带讲到幽明鬼怪的问题,认为这是在人物之外的另一种形体,如‘载鬼一车’确实是有,但这不是人死后所变的鬼。第六段说明讲神灭的目的在于破除报应之说,间接打击佛教的势力。因为当时佛教无论是在经济或政治上都已是流饱褊端,害政蠹俗,不容不破斥之。

          范论运用了朴素唯物论的观点,远胜于从前辩神灭的许多议论,特别是一反过去分离神形为二的看法,而认为神形相即,又用了恰切的刃利比喻,甚为生动,能说服人。这是本论的一大贡献。中国的传统说法神形分离,佛教加以利用,影响很大。范缜从神形相即立论,就基本上推翻了这一理论的基础。其次,他对一向所说的鬼神,认为是与轮回报应不相干的另外一件事。又过去宗法社会提倡孝道,重视祭祀,以为有鬼来飨等等,范缜也逐一予以驳斥。总之,凡是论敌可能用来作为论证有神论的,他都周密地予以杜塞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自负说︰‘辩摧众口,日服千人。’

          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的〈神灭论〉一出,即引起了反响。他的亲戚萧琛首先发难,继之沈约(休文)、曹思文等也参加论战。曹文比较扼要,他知道要驳倒范缜的全部论证是很困难的,所以只提出两条加以问难。第一,神形相即。本来范缜这一论点只是假定,没有甚么文献上的根据,也没有甚么科学依据,所以曹思文认为只能说神形相合为用,把二者看成相即的一体是不对的。第二,宗庙祭祀。范缜说是圣人的设教,并无其事,不过只为了表达孝子之心而已;这也可藉以叫那些不孝的人有所恐惧,而厉偷薄。曹思文反问,如果宗庙祭祀只是圣人为了说教的方便,岂不成了欺人之谈?不仅欺人,而且还是欺天呢。因此,这种观点必然会导向对礼教的攻击,把礼教说成是谎话,从而动摇国家的道德根本。曹思文批评了范缜的这两点,一是抓住了他理论上的根本弱点,一是抓住了具有政治性的实际意义。这也反映了范缜的理论虽然比较周密,很为自信,究竟还不是那么完备的。

          正因为范缜说理还欠圆到,所以在回答曹难时就无意中犯了错误。他承认了对方提出的神形合用的说法,还以为这是证帖灭的更好的根据。他举了一个比喻,‘蛩与駏驴’(传说是两兽相依为命),二者谁也离不开谁。但是这样一说就使他的神灭论更不完整了。因此曹说,既然承认这是两个生命,那么,一个虽死,一个还是可以活的,岂非所谓形谢神灭就不能成立了吗?由此可见,范的神灭论原有破绽,难于坚持到底,于是从形神一体转成了神形合用了。这也是他原来对‘相即’的理解不够正确,因而一旦有人提出‘合用’之说,他就同意了。

          史料不足

          这一争论,由于史料不足,其后是否还有深入一步的开展,无法知道。但是,由于范缜的议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在梁代统治者大倡佛教之际,他的批评直接动摇了佛教的基本理论,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梁武帝对范缜的理论也作了简单的批评,他重新引用‘祭义’及‘礼运’两条来责备他,‘违经背亲,言诚可息’。其后梁武帝还通过当时的大僧正法云,发动了王公朝贵六十二人,一致赞扬他的批评,藉以阻碍范缜议论的流行。这样梁武帝虽没有驳倒范论,但利用统治者手中的权力限制了他的思想的影响。

          就范缜来说,他也没有完全驳倒佛家神不灭之说。因为佛家还有许多与此相关的理论,比较复杂,不是简单一文就能完全解决的。例如,当时已经不是那么强调神形关系,而是谈到补特伽罗有我,还有关于佛性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与神不灭问题有关,〈神灭论〉的简单说法,都没有能够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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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缜是南朝齐、梁间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他出身贫寒,少年时跟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献学习。,-他苦学钻研,成绩卓著,并好发表独到高超的议沦,为此朋友们都替他担心。可是,他并不畏权贵,表现出勇于战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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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缜生活的时代,社会极端动荡,王朝极端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族统治阶级为了麻醉人民, 维护统治,便大力提倡佛教,并宣布佛教为国教。佛教宣扬,人的肉体是要死亡的,入的精神却永远存在,可以转生来世。人在今。生如果能忍受一切苦难,虔诚地信佛,把财物施舍给佛寺, 来生就可以得到幸福。范缜针对佛经宣扬的神不灭的谬论,发表了著名的《神灭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他认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互相结合着的,身体是精神的实体.精神是实体的作用。这就充分地沦证了精神是依赖形体而存在的。范缜形象地譬喻说:形体好比刀刃,精神好比锋利;没有刀刃,就不会有锋利。没有形体,也就不会有精神。 《神灭论》坚持形和神的不可分,也就是坚持了物质和精神的不可分,承认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箅二性的,反驳了佛教形神分离,即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说教,有力地批判了佛教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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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灭论》发表后,梁武帝发动了王公贵族六十四人,写了七十五篇文章来围攻范缜,但是谁也一一驳倒他。朝廷又派大官王融去收买他。王对范缜说:只要你肯放弃自己的主张,·还伯做不到中书郎?范缜听了大笑说:假使我是个卖沦取官的人,早就做到比中书郎更大的官了,还用你来说什么中书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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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缜继承和发扬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论思想,有方地打击了当时流行的有神沦,这种战斗精坤值得赞扬。他写的《神灭论》是我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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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结语

            范缜的《神灭论》,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篇之一。《神灭论》有力的斥责了魏晋时期盛行的宗教佛学思想,让人们认识到了神的本质,有助于人们反对愚昧的迷信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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