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最著名中原军事著作之一，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是反映战国时期兵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北)，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出土在临沂。

　　庞涓辅佐魏惠王，做了将军，暗中派人请孙膑到了魏国，但见了孙膑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来陷害孙膑，给他用了膑刑，即去掉膝盖骨的残忍肉刑，所以后来人叫他孙膑。

　　在友人的帮助下，孙膑最后逃离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设奇计大败魏军，并射死庞涓。后来，田忌被邹忌排挤，流亡到楚国，孙膑大概也随他而去，所以汉人王符说“孙膑修能于楚”。在战国的兵家中，孙膑是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的，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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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354年，魏国以庞涓为将率军伐赵，兵围邯郸。次年，邯郸在久困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军也因久攻不下，损失很大。齐国应赵国之请，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击魏救赵。孙膑令一部轻兵乘虚直趋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于庞涓大军归途必经的桂陵(今山东省菏泽市或河南长垣)之地。魏国因主力远征，都城十分空虚。魏惠王见齐军逼进，急令庞涓回师自救。刚刚攻下邯郸的庞涓闻大梁告急，急率疲惫之师回救。至桂陵时，遭到齐军迎头痛击，几乎全军覆灭庞涓仅以身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膑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围，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用减灶计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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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道家学派认为“道”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起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强调的是一种“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然而对于战争这个关系着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问题,道家也多有论述。如以弱胜强,守静贵柔,欲取先与等思想,都是具有很强的辩证思维,《老子》中曾谈到:“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由此可知,老子认为战争是不详的东西,除非迫不得已才能使用。《孙膑兵法·见威王》说:“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 道家认为战争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只有在正义的情况下才可发动战争。

　　作为道家众流派中的重要一支的黄老学派主张将战争划分为五类,即“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凡是本着诛暴虐、救贫弱的战争,那么就看做是正义的战争;用于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的战争则看做是“应兵”;凡是用于侵略别国,扩展土地的则看做是“贪兵”。并且进一步得出了 “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的战争结论,据此可以看出来,道家认可战争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战争的前提必须是正义性的,对于不义之战则应该坚决反对。由此,道家提出了: “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的观点。《孙胺兵法》继承道家的战争观与思想，认为兵是凶器,不得以而用之,而且胜利了也不能骄横践扈,要保持谦逊低调,将自己放在弱者的地位等等观点。

　　在《孙膑兵法》中,提到“道”的地方多达五十多处,在《孙膑兵法·威王问》中,孙子曰:“明主、知道之将,不以众卒几功。’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田忌臣主之问何如? ’孙子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孙膜在强调指导战争的将领必须知“道”,通识用兵之道,同时掌握灵动的战略战术,而作为统治者,不仅要知兵,而且必须“达于道” 才能掌握战争的规律。

　　知兵要“达于道”的目的是“知道即可知胜。”这是《孙膑兵法·篡卒》篇体现的孙膜军事思想。因为在此篇,孙膑列举了 “恒胜有五”、“恒不胜有五”的五个条件,其中“知道”和“不知道”各占其一。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人数的众寡,不是粮草的多少,也不是装备的新旧,而是“胜在道也”,是要依据客观规律统领战争思想,这是战争取胜之匙,而这种客观规律就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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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孙膑兵法》十六篇，在继承孙、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

　　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势"，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

　　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汉族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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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膑兵法》集战国道家文化气息大成

　　在群雄继起、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思想和文化得到了大解放。齐国是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齐威王、宣王之时，曾在齐国都城——临淄设稷下学宫，招集天下奇人异士，著书立说，游说讲学，其中黄老道家为其主体。宽容的学术政策和良好的学术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博学多识的黄老道家人才。从而形成了兼收并蓄集大成的战国文化。同时，军事和战争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题，倍受人们的关注。虽然兵学并不是中华文明的主干部分，但却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里富有特色的一部分内容”，兵家从产生之时，就不是完全独立的学派，而与道家有密切的联系。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乍看上去，仿佛与兵学并无关系，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虽然道家提出了“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然而老子又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这里老子又对善战者提出要求。《老子》中还载有：“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可见，道家并不是绝对反对战争的，而是对战争持一种“后发制人”的态度。道家非常看重“道”，即希望可以按照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道”对于中国兵学影响十分深远。《孙膑兵法》强调作为“王者之将”必须具备“知道”的能力，所谓“知道”，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非常看重战争法则。道家的思想中还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即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孙膑兵法》诸篇中继承了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积疏》篇中主要涉及的是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事物的关系，《奇正》篇则主要论述奇正的相互关系和变化，对这些充满了矛盾和对立的事物进行集中描述，揭示出了事物的本质，两者之间关系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等等，这些都是深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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