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的历史剧。作者将明末侯方域与秦淮艳姬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同南明弘光朝的兴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悲剧的结局突破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模式，男女之情与兴亡之感都得到哲理性的升华。

　　《桃花扇》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是孔尚任，是他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完成的。此剧表现了明末时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为代表的清流同以阮大铖和马士英为代表的权奸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和衰亡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即作者自己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

　　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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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扇》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的历史剧。

　　故事背景

　　桃花扇一事主要在侯方域的家乡商丘(今商丘)和李香君的家乡金陵(今南京)两地之间演绎。

　　历史背景

　　当时正处于明朝末年，李闯王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殉国。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攻下北京，中国北方大乱。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为皇帝，取年号“弘光”建立南明。当时清兵不过有十多万，如果励精图治，完全可以如同南宋一样自保，偏安江南。但南明皇帝耽于声色;朝臣卖官鬻爵，搜刮钱财;武将拥兵自重，互相打内战，只有史可法带领三千残兵坚守扬州，结果不到一年，扬州陷落，南明王朝土崩瓦解。

　　明朝人明白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普通百姓奋起反抗。满清推行剃发易服，不屈死难者数千万。主人公李香君就是一个有着民族气节的女子。

　　创作原则

　　《桃花扇》是一部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孔尚任在创作中采取了证实求信的原则，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所以，全剧以清流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展示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目，从它建立的历史背景，福王朱由崧被拥立的情况，到建立后朱由崧的昏庸荒佚，马士英、阮大铖结党营私、倒行逆施，江北四镇跋扈不驯、互相倾轧，左良玉以就粮为名挥兵东进，最后史可法孤掌难鸣，无力回天，小王朝迅速覆灭，基本上是“实人实事，有根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如剧中老赞礼所说：“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桃花扇·孤吟》)只是迫于环境，不能直接展现清兵进攻的内容，有意回避、改变了一些情节。孔尚任对剧中各类人物作了不同笔调的刻画，虽然忠、奸两类人物的结局加了点虚幻之笔，如剧中柳敬亭说的，“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些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一厂加他些人祸天诛”，以达到“惩创人心”的艺术目的，但总的说，作者的褒贬、爱憎是颇有分寸的，表现出清醒、超脱的历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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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琉璃厂西街西口往北，有一条斜向通往宣武门内大街的胡同叫“海柏胡同”，因胡同内有庙宇“海波寺”，明清时称“海波巷”、“海波寺街”。三百多年前，在这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孔尚任在他的“岸堂”寓所，创作了《桃花扇》，并让“伶人”在此进行了“首演”，在北京的戏剧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孔尚任早年在家乡时，就听到过“李香君血溅诗扇”及南明王朝灭亡的故事，感慨颇多，萌发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冲动，有了《桃花扇》最初的构思。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皇帝南巡归来路经山东，到曲阜祭孔，孔尚任被举荐在御前讲经，并做了皇帝游览孔府的向导，深得康熙赏识，被“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此后，他曾奉命到江淮了解民情，治理水患，还到过南京、扬州一带寻访，对明王朝阉党专权，官吏腐败，导致灭亡有了更多感触，为他创作《桃花扇》积累了鲜活的素材。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孔尚任到京城为官，买下了海波巷的一处宅院，将书斋命名“岸堂”。“海波巷里红尘少，一架藤萝是岸堂。”经过多年的生活积累和创作准备，孔尚任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本的创作。北京是元杂剧的发祥地，发展到明清传奇，戏剧活动在京城已十分活跃。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中，孔尚任借鉴了前人的经验，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三易其稿而创作出了不朽的名剧《桃花扇》。《桃花扇》通过江南名妓李香君与复社文士侯朝宗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南明王朝的兴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直抒胸臆:“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1700年正月初七，孔尚任邀集了名士挚友18人在岸堂相聚，酒席宴前，让伶人清唱《桃花扇》新曲，众友人无不称快，忘乎所以。“词人满把抛红豆，扇影灯花闹一宵。”此后，《桃花扇》又在菜市口胡同的碧山堂大戏台，由著名昆曲班社连演数场，一时轰动京城。这一动静，很快传入宫内，康熙皇帝闻讯索阅了《桃花扇》稿本。因《桃花扇》颂扬了史可法、左良玉等明朝抗清人物，引起了康熙及满族大臣们的反感，不久，孔尚任就被借故罢了官，回曲阜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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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扇一剧形象地刻画出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中国各代王朝的灭亡实际和明代是如出一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剧本脱稿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在舞台上经常演出。康熙皇帝专门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剧本，看到其中描述南明皇帝耽于声色的情节，常皱眉顿足说：“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康熙对怀念明朝的百姓十分忌惮，曾多次编造谎言污蔑明朝，自然借此机会发挥。康熙一生追杀明朝皇子，直到在康熙四十七年凌迟了最后一个已经七十八岁的明皇室嫡子朱三太子，才放下心来。这部戏对明代一些气节之士的赞美更令康熙为首的满洲人不满，不久作者就被借故罢免。　满清强迫中国人剃发易服，剃发并非如今天电视剧里所演的阴阳头一般。历史上真正的剃发是金钱鼠尾，脑袋上的头发几乎全部剃光，只留中间一块。丑陋屈辱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屈辱，普通百姓奋起反击，死难者以千万计。

　　20世纪之初，王国维自1908年至1912年钻研中国戏曲，曾极口称赞元剧之文章，但却认为不及《桃花扇》。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矣!王氏指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1915年，吴梅为暖红室校订《桃花扇》后，写了一篇题识，并在所著《顾曲麈谈》中赞扬此剧不独词曲之佳，即科白对偶，亦无一不美。1918年7月，他又写了《桃花扇传奇跋》，专论其艺术成就说：东塘此作，阅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俩对《桃花扇》的艺术评价很高，但都没有触及孔尚任的身世的思想内容。在清末民初，能结合文艺思潮来探索孔尚任《桃花扇》主旨的学者，当推梁启超为第一人年，他在《小说丛话》中首先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实质，他说：“《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葢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注：阿英编：《晚清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4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先生曾改编过这部剧本，将结尾改成侯方域剃发留辫，改换清服入仕，找到李香君后，李香君愤而和其断交，以讽喻当时的卖国汉奸汪精卫之流，(其实历史上真实的侯方域确实在顺治年间回河南参加了乡试)。1964年剧作家梅阡、孙敬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采用的是欧阳予倩剧本的结尾，由著名演员王丹凤和冯喆主演，并以昆曲曲调作插曲，有的唱段选了牡丹亭的词，更烘托出悲壮的气氛。但由于写的是末代王朝，文化大革命中被无端指责为“怀念失败的国民党政府”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文革后被平反。

　　三百多年来，《桃花扇》曾被多个剧种上演。抗战结束后，中央实验话剧院几度将《桃花扇》搬上舞台，在国内外演出。著名导演谢晋曾将《桃花扇》搬上银幕。上海电视台也曾将《桃花扇》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李香君》。海柏胡同里的孔尚任“岸堂”，现已难寻旧迹，但在这里诞生的《桃花扇》，已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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