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
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
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
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
“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
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
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
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
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
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
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
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
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
“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
数十名婴儿死亡了。
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
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
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
“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
这下就不得了了。
“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
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
“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
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
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
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
弱国无外交。曾氏处理此案的苦衷，就因当时的清王朝实际上只有一个空架子。以曾氏的为人，能不知其后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属无奈。
1870年6月21日发生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它涉及法国、英国、美国、俄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指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赶往天津进行处理。由于他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方针处理教案，导致民怨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甚至连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曾国藩后来调任两江总督，不久便撒手人寰。可以说办理“天津教案”的苦果导致曾国藩名声大跌，给曾国藩蒙上了无法洗刷的耻辱。
一
早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时，法国侵略者就将作为英法联军议约总部的望海楼行宫强占为领事馆。1862年，法国传教士在与望海楼隔河相望的天津城东关小洋货街建造仁慈堂一所，专门收养中国孤儿。1869年又在望海楼旁强占土地建造望海楼教堂。不久，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又拆毁了望海楼行宫，盖起了法国领事馆。1870年夏，仁慈堂疫病流行，数十婴孩相继染病死亡。教会便将几具尸体装入一个洋货箱中夜间埋于坟地。不料却被野狗扒出，“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人们又挖出不少货箱，均一棺数尸，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与此同时，天津不断发生有人用药迷拐幼孩事件，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为法国天主堂教徒，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此时民众愤怒，怀疑教堂虐杀儿童，“挖眼剖心”，而且与迷拐儿童有关。同月18日，民众又抓获一名迷拐儿童的案犯武兰珍，其供认系受教堂门丁王三指使，“令其出外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消息传开，民情汹汹，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全城笼罩在仇教的激愤之中。
6月21日，天津道员周家勋率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疑犯武兰珍赴教堂指认王三。群众也涌向教堂，结果一无所获，只得带犯人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午后,群众与教堂中人发生口角，教士谢福音向崇厚求援，崇厚急令刘杰与巡捕二人前往弹压。此时丰大业携手枪冲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门，秘书西蒙执刀随行。丰大业一见崇厚就出言不逊，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退入后堂暂避，“该领事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此时衙门外群众越来越多，崇厚复出相见，告以民情汹涌，暂不可出。丰大业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既而飞奔出署，行抵浮桥，适逢知县在彼弹压，当面劝阻”。丰大业“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群众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西蒙殴毙，投尸河中。随后群众鸣锣聚众，奔赴望海楼等处焚毁法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并从仁慈堂地下室查出幼孩百五十余人。英国四处礼拜堂、美国两处礼拜堂被毁。混乱中，群众先后打死外国职官、教士和修女，连同丰大业和西蒙在内共计20人。其中包括法国人13名，比利时人2名，俄国人3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这就是“天津教案”，或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教堂
二
教案发生后，中外震惊。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查办。曾国藩此刻正在病假期间，尚未痊愈。临行前，“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多数主张不可前往，幕僚史念祖甚至认为赴天津办案“略一失足，千古无底”。曾国藩涉足政治多年，对其中的利害关系不会不知。然而他并没有犹豫，一方面在于朝廷倚重，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事态以最稳妥的方式得到解决。他给两个儿子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书信：“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曾国藩到天津后，知道此案曲在洋人。丰大业率先寻衅,数次开枪,激起众怒,理应持平办理。然而他也深知外国强盛如故,津案又涉及法、俄、英、美、意等列强,“万一牵动各国同时推波助澜”,“中国此时之力何能遽与开衅”?权衡再三,终于决定“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启国家无穷之祸”,遂奏明“立意不开兵端”。至于结案之法,“终不外诛凶手以雪其冤,赔巨款以餍其欲”。首先，对于最为关键的拐骗犯的罪行和证据，他予以忽略。
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道：“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亦无教堂主使之证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拐骗情事。”而天津知府张光藻给曾国藩的密禀称:“从天主教救出的幼孩,其中有供系迷拐而来者。”烧毁教堂之日,“众人搜获教民王三送县,提犯指从对质,供明伊以利诱武兰珍迷拐人口,先拐一人,给大洋五元。每早在天主堂外交武兰珍药一包,令其出外拐人”。至于王三向他和武兰珍所提供的迷药,据供是由谢神父(谢福音)所授。由此看来,迷拐之事似乎言之凿凿。
其次，对于教堂“挖眼剖心”的传言,认为全系谣言,毫无实据,必无其事。“大约挖眼剖心之谣,近来各省皆有,民间习闻此说,各怀猜疑。而天主教堂又过于秘密,平民莫能窥其底里,用是愈疑愈真,遂成牢不可破之见。及确寻证据,皆影响含糊。其初入津郡,绅民拦舆递禀百数十人,细加研求,终难指实。经此番推问士庶之心,似已稍知挖眼剖心等事空言不尽可靠”。
其次，“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曾国藩“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至八月初四日“拿犯已八十余人”。因教案中洋人伤毙二十一人,曾国藩决定查拿二十一名之数,“足与相抵”。面对“棘手甚多,愈办愈窘”的局面,他即“激励承审各员严切研讯,商定变通办法”。其变通办法之一为“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但求确系下手正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
再次，处理天津地方官员。法国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后与曾国藩会晤，提出四项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究凶手。7月20日，罗淑亚照会曾国藩，词气凶悍，谓如“不将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抵命，即便宜行事”。虽然曾国藩认为“欲令府县抵命，坚持不允”，但还是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办理民教启衅一案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不能迅速获犯，即行革职，交刑部治罪，陈国瑞交总理衙门查办。
曾国藩这种强人就案，杀民以谢敌的委曲求全做法，引起民众的愤慨和一些官吏的谴责。消息传开，举国哗然。“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旅居北京的湖南同乡宣布把他从同乡会中除名，并且砸毁了曾国藩手书的“湖南会馆”匾额。后来清政府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负责处理此案，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处理“张文祥刺马案”，但仍暂时留驻天津。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仍坚持判处十六人死罪，另四人因属误杀俄人暂缓执行，后来改判斩监候和杖流。二十五人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充军，陈国瑞免于处分，赔偿法、俄、英、美等国白银五十余万两，并特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始得结案。
三
“天津教案”的处理不当，导致曾国藩名毁津门。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从总体上来看，曾国藩忠实地执行了“委曲求全”的方针，对外国教人一味偏袒，对涉案人员以命相抵伤毙洋人，自然是处理不公，为“时论所弃”亦是自然。然而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其处理结果也是必然。天津教案发生当时，正是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之日，清朝的国家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于清朝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和争端，在两国国力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要求平等地按规则处理涉外案件，简直是一句空话。这也就为“天津教案”的处理不当奠定了基础。况且当时各国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以“即行开战”为要挟，清廷不会不屈服，只能答应法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清廷的主和态度，曾国藩自然不能违背。可以说，换作当时任何一人来处理此案，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甚至连代替曾国藩处理教案的李鸿章也是按照曾国藩的方针进行的。
曾国藩在收到处理教案的圣旨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此去津门，有去无回”。为此，他写下了遗嘱，决心宁牺牲“衰朽之身”，也要履实君命。在坚持自己的办案主张，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还是为“使国家和民族免遭战火”而向法方屈服的两难抉择中，曾国藩左右为难。然而最终公正、人情、国法只能向“形势”屈服。这就注定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只能以悲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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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他的主张和行为与时人冀望大相□牾，引起中外舆情的激烈攻讦。他最后的不到两年的弥留岁月，是在訾议和病疾中捱过的。迟暮之感，生死之虑，每况愈下的国事，无时不在其心头盘旋，以至“心胆俱裂”。
在此一年之前，他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气势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羡，然而一年之后，竟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几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如此大起大落，荣枯无常，具有何等的戏剧性! 天津教案作为一个严重的国难，不啻是曾国藩个人命运的最后一幕，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又是试金石。
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基于不同的利益和认识均有不同的反应：旧有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巨大的惰性力与新的合乎时潮的反省与抉择互为交织碰撞，构成一幅19世纪中国在外力逼拶下产生新陈代谢递嬗及矛盾的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 津案于九月间正式议结，时曾国藩因请议的指责而调离直隶总督，回两江总督原任，但议结方案是由他定下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
二、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充军流放者29名。
三、赔偿及抚恤共计49万7千余银两。
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於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於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言论及不信任，这些言论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 不过，曾国藩批评更烈的是那些“言理者”——顽固的官僚和放言高论的士大夫。曾国藩指责他们“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这种批评是相当深刻的。
事实上，正是这些放言高论的官绅们，自道成以降，一面反对举办近代化的事业以图自强，一方却又主张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们用传统的观念来理解近代的国际政治，以自杀的政策和激昂的文学语言来应付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洋列强，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来，立国在于经典，不在技艺，以西洋为师，岂非自甘贬谪?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把国家也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为在危难的时候，宁可自杀，不可对敌人有任何让步，至于有条件的暂时的妥协，在其看来也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他们以南宋之于金元，前明之于满清的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来对付西洋列强。诚然，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难免有很多流弊，其中最大的一点便是什么事都以一死塞责，其结果是国家自杀的目的固然达到了，而组成国家的人民势不能个个自杀，从而演成历史上无数的丑态和悲剧。以一已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
纵观他们对于津案的批评言论，很少有主张用近代的军械和技术来抵抗侵略者的，更不能从近代国际公法所谓主权及国际通商经济利害角度去理解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实质，而只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所谓心性之学、夷夏之辨上。
马克思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获得解救，以为只要他们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用魔法制服敌人时就算打败了敌人，总是对自己未来以及自己打算树立而不过现在言之尚早的功迹信口吹嘘，因而失去了一切对现实的感觉。”顽固派和清流党就是这样的弱者。他们的激情，只止于叫嚷，而提不出时势所许可的行之有效的方案。
曾国藩由衷地感叹：“洋务之棘手，在于人才之匮乏，人才之罕见，由于事理之不明” 个性与社会的冲突，志事与声誉的相岐，是历史永恒的命题。能从中体察出时代信息者，并不多见。曾国藩有关时局的过去与将来的检讨、反思和展望，是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社会缓慢的变异在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深处的折射，也是考察曾氏在津案前后所作所为的真实动机不能不触及的所在 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的曾国藩并没有为自己所处的进退维谷的窘境加以辩解，对于舆论的谴责，“公惟引咎自责而已。”他不是不懂得机诈权变的人，从早年处置湘军与八旗绿营的关系以及李秀成案中那场与朝廷不痛不痒的暗斗等许多事情上，都可看出他的非常手段和对于权术的精深了解。但他仍置名誉的弃毁于度外，平静地去面对千夫所指的现实。从封建的道德规范来看，曾国藩忠君爱国深厚的儒学背景并不后人，但他却不象一班士大夫那样矫情立异，沾沾自喜地标榜不已。既不让步，也不声张，寓率真于复杂之中，曾国藩具有真正的儒家精神。 “曾国藩救了满清，但满清并不能救中国”因为整个社会基础是旧的，所以反对曾国藩的，正是那个旧制度以及和他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广大官僚和士大夫。
他所面对着的，是整个矫饰的社会。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他的行为却被同一时代所扼止。最后，他带着“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的复杂心情，冥心孤往地走向历史为他安排好的结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许是世上最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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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进行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
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说明：一、面对谣言，政府一定要尽快澄清事实，不能认为某些民间谣言有利于己就任其泛滥，更不能推波助澜。二、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观点从来很少完全一致，经常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想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很可能失控，给政府、社会、民众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万人聚集在天主教堂外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切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已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性”，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急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如果外国使馆人员向清政府控告、请求保护，清政府应“以查办为词以缓之”，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闹大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拆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当然也反对洋教，但认为顽固派的办法是不识时务，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险。他们一方面主张对教士教民不能过于迁就，一方面又“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到那时就会惹出大事，招致列强武力干预，所以“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勘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譞保护而送往京城。
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4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完全照旧。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民众为反抗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宗教迫害和侵扰民众，而被迫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威胁，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
天津教案的起因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荒谬谣言。
1870年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1870年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故证明，以为对教堂和仁慈堂的误解误会，但此时群众已经无从分辨真假。
案发过程
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1870年6月24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调查分析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处理结果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判决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曾国藩被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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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天津教案——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案”的心迹，也不会被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譞、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直接导致20名外国人死亡(其中法国13人、俄国3人、比利时2人、意大利和爱尔兰各1人)，此事震惊中外，可谓案情特别重大，是清末教案中最重要的教案，在近代教案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之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拆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 《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涌、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名为张拴、郭拐的拐童罪犯。据天津府的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前句是实，但重要的后半句却写入了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交涉及影响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审时度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足见中西文化差异甚大。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判决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
这件案件的一个重要影响. 就是朝廷以为法国接受李鸿章提出的条件. 认为李鸿章在外交方面比较能干.于是往后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鸿章办理. 殊不知法国人只是因为普法战争失利. 才无暇讨处理教案.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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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天津教案，俗称“火烧望海楼”，是一次天津人民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斗争。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诱人入教，强占民地，激起民愤。
同治九年(1870年)春，发生迷失幼孩之事，而拐犯的供词又牵涉到教堂。同时，群众多次发现教堂有人在黑夜抬小棺埋于义冢，一次偶为群犬刨出，见有一棺数尸者。于是，群众更加相信幼孩为教士虐杀。这样，群众对侵略者郁积已久的仇恨愈加强烈。书院罢课、士绅集会、街谈巷议，群众聚集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
法国领事丰大业往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派兵镇压，并公然开枪恫吓。丰大业在途中又向天津知县开枪，击伤随从一名。群众对此怒不可遏，乃将丰大业殴毙，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教士、商人二十人。由是英、美、法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
清政府派曾国藩、李鸿章到天津查办。最后以枉杀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并付五十余万两白银赔偿费和抚恤费，派崇厚赴法国道歉结案。其中天津知府张光藻以“于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法防范”，事后“又未能将凶犯赶紧拿获”，被革职，按照“刁民滋事，地方文职不能弹压抚恤革职例，从重拟以发往军台效力。”
张光藻于“妻孥未及见，朋友来周旋”的境遇中，在同年十月自京师(今北京)由幕友戴韵笙陪同启程赴黑龙江。他出京不久，即突发股疮，脓血粘连，坐卧不宁，颠连踉跄。迄至奉天(今沈阳)始得痊愈。他一路辛苦备尝，入黑龙江境时已近岁末。抵达齐齐哈尔后，黑龙江将军德英待之甚厚、优礼有加，置之将军衙门任事。
张光藻在衙署发现，有从西陵(今属湖北省宜昌县)发遣的戍员三人，原于同治元年(1862年)解往新疆，中途留滞潼关八年，而后又改发黑龙江，前后搁置九年，无人过问。于是他言之将军，并代拟折稿具奏，此三人因得获释。又有自云(南)、贵(州)、两广(广东、广西)发遣的罪犯，到配已三十年，未得获赦。他也据情检阅档册，查出到配年久者十二人，告之将军，建议循章办理，随即摘叙案由，缮折具奏。因此，他在寄给旧友的信中历数以上各事后说：“到戍年余，此数事者皆因身处局中，始能知其利弊。今已勉力赞成，于人有济，于心甚安。窃喜龙江万里，尚不负此行也。”
时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已年及花甲，身处逆境，愈趋衰老。可他却赋诗言道：“垂老犹存姜桂性，不因遣谪气颓唐。”其间，他看到西清的《黑龙江外记》抄本，借阅之后，认为“是书所载，亦将来考证之资。”于是择其中有关典制、山川、风土者编为七言绝句一百二十首，名为《黑龙江纪事七言绝句一百二十首》。同年，他获赦释归故里安徽广德。
迨光绪六年(1880年)，张光藻将他遣戍至获释归途所作之诗连同《黑龙江纪事绝句》及自撰《同治庚午年津案始末》、《倭文端公秘疏》合编为《北戍草》。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卒于家，终年七十七岁。其侄张瓞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始将《北戍草》刊刻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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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后实杀16人)，流放25人，府县官革职充军，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谢罪”而结案。对这一办理结果，时人及后世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是曾国藩一人所为，骂他对列强卑躬屈膝，忍心害理，枉杀无辜，治罪官员，是典型的“元凶卖国贼”。实际上在该案办理中，慈禧太后一直具体掌控着案件处置的全过程及其每一个细节，是她“一心曲全，维护和局”的态度和决定，牢牢左右着在一线处境尴尬的曾国藩。甚至在这期间，由于曾国藩在具体操作上自作主张，还曾引起过慈禧对他的严重不满，他们的君臣际会也因这些不满而彻底打上了休止符。
一
1861年8月，咸丰去世。6岁的同治继位，同治的生母、26岁的慈禧被尊为皇太后，与老实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帘听政，慈禧成了事实上的“太上皇”。
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烈火正炽，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带领自己的地主武装扑灭了起义烈火，给刚执政的慈禧帮了大忙。二人的政治蜜月也从此开始：慈禧赏曾国藩紫禁城内可以骑马;赏曾国藩赴乾清宫廷臣宴，可以坐于同治皇帝座前;官衔一加再加，还将其从江南两江总督任调来京畿重地直隶省任总督，坐镇首都南大门保定。
可是就在曾国藩好运正处顶峰之时，厄运也开始降临。他于1869年3月5日到直隶，之后该省不仅水旱灾不止，他的身体也很快垮了下来：右眼突然失明，左眼只留微光，肝病复发，呕吐不止，继而嗜睡症、眩晕症、疲劳症都同时向他袭来。到1870年5月，已经无法坚持工作，不得已于5月21日向慈禧请病假一月。6月21日假满，身体病症仍然不见好转。遂于6月22日要求续假一月。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更大的倒霉事从天而降，就在6月21日，远在270里外的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教案，直接的起因是法国教会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国儿童引起的谣言。事件的激化并酿成群体事件，则是因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几次擅自开枪所致。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市民抓到一个拐卖孩子的罪犯，罪犯供出他的拐卖行为与教会一司事有关。天津地方政府让此罪犯与教会司事对质，对质结果证明此事不属实，司事离开时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
这件事情本来并不大，法国领事丰大业却小题大做，要求抓人，还扬言不怕中国人，竟几次向通商大臣和知县开枪，引起民愤，被打致死。后事件扩大，发怒的民众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又杀死法国领事2人、法国商人2名、俄国人3名，焚毁教堂6座。从而酿成了一件涉外大案。
就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即6月22日，驻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赶紧给慈禧上报了情况，要求快速派人来解决此案。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一阵紧张，因为她知道这之前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领教过西方列强的厉害。这次是在她执政期间，中国人又惹着了西方人。一边是强大的七国列强，另一边是反洋情绪积蓄已久的津民。是维持和局还是顺应民心，稍有闪失即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巨变。
毕竟慈禧已有了九年执政经验，这些难题并没有难住她。她在众大臣面前，一边故意谦虚：“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一边又貌似公平地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其实她心里早有主意了，那就是对洋人“息事宁人，维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那么派谁去贯彻自己的意图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她想到了曾国藩，因为天津属于曾国藩的地盘。她立即取消了他的病假。
6月22日下午，慈禧给曾国藩发出上谕：“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决定中虽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但显然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这任务曾国藩必须承担下来。
6月23日上午，上谕火速送往保定。
二
到直隶一年多诸事都是不顺，现在自己地盘上的天津又发了如此大案。送走宣谕圣旨的人后，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一是极难伺候的慈禧，二是强大的西方列强，三是“好斗”的天津市民。他一连几天思绪不宁，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熟筹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
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给慈禧写来报告，要求先对天津地方官员“严议革职”。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6月25日谕曾国藩：“(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意思是对府、县二人进行调查，等候处理。至于对“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严拿惩办，秉公办理，毋稍偏徇”。
崇厚在津十年，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著称，津民对其评价极低。主办曾国藩尚未到达，是非曲直也未调查，崇厚即给慈禧提出建议。曾国藩看到这封上谕，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因为道员、知府、知县都是他的下级，崇厚却直接要求对他们处分，自然心中不快。
6月27日，曾国藩给慈禧回信，说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关键之处，一定“力求平允”，以“不与开衅”为宗旨。虽然正患病，但“不敢因病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慈禧于6月29日回信，对曾国藩进行了一番鼓励，然后就是催促他抓紧赴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
如此巨大风暴，自己深入到中心，曾国藩估计，此去他有可能会死在天津。极度的焦虑、忧愁、矛盾，使他的眼病、眩晕、嗜睡、疲劳之症更加严重，夜间严重失眠。7月1日、2日接连两天，他索性什么也不再想，集中精力赶紧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遗嘱。然后于7月4日从保定启程，8日到达天津。曾国藩认真揣摩了十几天来慈禧的意思，必须先压住中国人这一头，也做个姿态给列强看。他一进城，就把他在路上写好的《晓谕天津士民告示》贴满了大街小巷。因为该布告对天津市民案发那天的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怒训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导致天津百姓对曾国藩非常失望，引起天津市民强烈不满。对此列强也不买账。7月19日，法国人即送来照会，要挟必须先杀掉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三名官员为丰大业抵命，然后再杀其他人犯，口气十分强硬。扬言如不答应，即宣布开战，先把天津炸平，后进攻北京。
刚一出手，就如此被动，因极度害怕，又苦于“旁皇无计”，曾国藩竟至抱头痛哭很久。
三
关于地方官在案发中的表现，曾国藩已做调查，知道道台、知府、知县和提督等一应官员并无严重过失，而且案发时他们一直在做工作。可是，一贯曲徇洋人的崇厚，却极力坚持按洋人要求，给刑部上报治府、县之罪。自曾国藩到后，崇厚几乎天天到曾处强调自己的这一意见，希望曾国藩按照他的意见办。
最终，曾国藩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竟做了两个非常幼稚的决定：一是为了保护两位府县官员，他擅自让他们以治病为名先离开天津，躲躲风头。让张光藻去了顺德，刘杰去了密云;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见，拟出了对府、县治罪的奏状，上报慈禧。曾国藩绝不会想到，这两个决定，将毁掉他一生的清名。
7月20日，奏状刚刚发出，曾国藩立即后悔了。他不后悔他擅自将两人放走，他后悔他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下属，还自己提出对下属“革职治罪”，将来其他下属怎样看自己?整整一天，他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陷入极大的自责之中，一下病势加剧。
7月21日，在病中曾国藩又给慈禧写出了整个案情的初步调查报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曾国藩的这份长达2100字的长篇报告，首先谈了民间说教民迷拐人口、教堂对中国儿童挖眼剜心、采生配药并不是事实，也无证据，全系谣传，等于替洋人说了开脱话。但是，他也同时谈了之所以津民这样谣传，也事出有因，教堂确实有很多“致疑点”。比如，大门终年紧闭，过于秘密;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密不可测;有的中国人进教会看病后，久而不还;教会收留中国孤儿，甚至连有病将死者也收，只见其入，不见其出;加之今年四五月间外界有拐卖孩子事件，正是天主教堂死人过多之时。以上种种，极易导致人们产生怀疑，这等于替天津市民也说了帮忙的话。
慈禧立即将曾国藩的这个《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让内阁印发各级官员。在发抄朝野时，慈禧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市民辩护的几个“致疑点”。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洋人洗白的话，以及对“首犯”和官员的处理态度。
7月23日，慈禧发来500里加急。内容是：“奏请张光藻、刘杰着即行革职治罪，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慈禧很聪明，既然你曾国藩要求处分你的下级，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还进行了公布。慈禧聪明还在于，她表示同意处分府、县的同时，还说这是“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今后不能再这样，“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使民心允服，使中外相安”。这样做慈禧就在舆论面前摘清了自己，而曾国藩偏护洋人、治罪官员的帽子就戴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