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王弼生于226年，卒于249年，字辅嗣，曹魏山阳郡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巨野人，是魏晋时期玄学的代表性人物，王弼虽然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二十三年，像是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但是王弼实在是算得上一个天才，王弼虽然生命短暂，但是却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作品《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四部。

　　王弼画像

　　魏晋王弼称得上是一个天才，幼年的时候就非常的聪颖好学，有着非同寻常的见识。王弼出身官宦世家，王弼的曾外祖父就是东汉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王弼的祖父王凯是刘表的女婿，王凯的弟弟王粲是当时的“建安七子”之一。蔡邕曾经送给王粲大量的书籍，后来这些书籍都为王弼所有，这些书籍对于王弼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王弼从小就可以接触到广博的知识，所以说王弼的成功并不是凭空来的，而是积极的吸取了前人的思想精髓而得来的。

　　王弼曾经与当时的名士辩论各种问题，据说“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受当时各类名士的推崇。但是王弼恃才傲物，为人非常的高傲，这与其少年成名有很大的关系。魏晋时期有一段时间大将军曹爽擅权，王弼补台郎。公元249年，曹爽被杀，王弼受到牵连丢掉了官职，同年秋天患上疠疾去世了，时年只有二十四岁。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颇丰，开创了玄学的新气象，可以说王弼的出现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的腐迂的学风，王弼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之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查看更多

　　嵇康是魏国末期人，嵇康的祖先本来姓奚，住在现在的浙江绍兴，但是他的祖父为了逃避仇家，迁到现在的安徽，而且改姓为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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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康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嵇康一直和母亲和哥哥生活在一起，一家人虽然少了顶梁柱的存在，但是嵇康的母亲含辛茹苦还是打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嵇康小时候就表现出高于常人的聪明才智，他喜欢看书，喜欢学习各种技艺。

　　嵇康曾经担任过中散大夫一职，这也是嵇康为数不多的为官生涯。他平日里喜欢连连丹药，空的时候也喜欢弹琴吟诗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嵇康十分推崇老子和庄子的言论，把两位当作做老师看待，他讲求养生之道，主张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曾经写过《养生论》来阐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赞美古代隐士的生活追求他向往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被禁锢在朝廷中当官。

　　嵇康经常到山上采些药材用来炼丹药，有时候常常耽误了回家，嵇康就干脆在山上住下，早上上山砍柴的人看到，还以为是神仙下凡。

　　大将军司马昭想要让嵇康为自己做官，帮着在朝廷中做事，嵇康义正言辞的回绝了，对于和自己同位竹林七贤的山涛，嵇康对他选择做官的事情非常不理解，写了绝交书给山涛，责备山涛视曾经的约定不顾。

　　在为自己的好友吕安求情的时候，受到小人诬告，自己也被司马昭抓到狱中，并要被嵇康，行刑的当天，三千名太学生集体为嵇康求情，请求统治者放过嵇康但是没有成功。嵇康的死天下人没有不惋惜的，就连司马昭自己也认识到一时的冲动，断送了一个人才。...查看更多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长期的战乱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门阀士族腐朽而无聊的生活，使得统治阶级中不少人思想消沉，试图在玄虚淡泊之中求的精神寄托，于是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后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潮。玄学的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立言玄妙，专门探讨“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行事玄远，远离具体事务。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统称为玄学。玄学家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虚无玄远的“清淡”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

　　玄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是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他们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是本体“无”的表现。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分、尊卑、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结果，应当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有《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家，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王、何等人出身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辩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短时间内玄学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康、阮籍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康、阮籍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当政的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这一时期，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西晋玄学，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他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性，认为万物“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郭象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东晋玄学，以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齐生死、解脱逍遥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把世界和人生说成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的，主张纵欲主义，从而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也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佛学取代了玄学，中国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玄学的思潮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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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玄学，为魏晋时代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皆为中国哲学史之重要脉络。

　　两汉时期，经学尤其是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汉武帝时被列入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而步入东汉，虽今古文逐渐弥合趋同，但由于光武帝刘秀本身便以谶纬立国，遂使经学日益谶纬化，以白虎观会议为经学国教化，神学化之标志。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使学术依附政治，而流于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虽偏重实证训诂，但经过贾逵等人的政治调和，日渐谶纬，流于支离。在士人集团中，经历了党锢之祸，使本已开始陷入虚矫的东汉气节更为凋敝噤声。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深具理致。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魏晋玄学主要经典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和《庄子》。清谈的主要内容和很多哲学问题都源自此“三玄”。

　　【《周易》】

　　《周易》原为一本占卜的书，是儒家的经典，但涉及宇宙万事万物变化的问题，哲学性很强，容易和道家思想沟通。经过两汉和黄老思想合流的发展，在魏晋时得到非常高的重视。当时各家的《周易》注释亦很多，但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及《周易大演论》等为代表。王弼的《周易注》是随文注解的，《周易略例》则是通论性的著作。《周易略例》中主要是讨论“一”和“多”的问题，而《周易注》中主要是讨论“常，变，动，静”的理论。从《周易略例》中可以了解王弼的思想取向。

　　自汉以降，易学可列为三系：一，管辂之术数系;二，汉易之象数系;三，以传解经之义理系。王弼的易学是属第三系的义理系。王弼论易的中心观念，见于《周易略例》中的〈明彖〉与〈明象〉。认为众多的事物，其运行变化虽然非常复杂，但并非完全无迹可寻，因为事物的变化，仍然受到本体的制约，必须依一定规则而行。这个规则，就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一”。因此,这种“一”，“多”的关系，既是一种“静”，“动”的关系，亦是“本体”和“现象”的关系。运动本身，并不能制约运动，必须要有一静止的东西，才能制约运动，使变化多端的“多”，依循一定的法则而运行。

　　【《老子》】

　　道家的思想，基本上是着重个人主观上心境修行的探讨，强调个人在修行中所观赏的世界是什么，而不大重视客观宇宙的根本是什么，但这并非完全不涉及宇宙存在的讨论。《老子》是道家最根本的经典，魏晋玄学家对它的重视，可说与《周易》相等。王弼的《老子注》及《老子指略》是注释《老子》方面的代表，主要在于他“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结构的模式来解释“有”及“无”两者的关系。

　　在《老子》中，“有”及“无”都是“道”的表现形态。王弼通过对《老子》的注解，将道家所讲的道，从各个层面将其特征显示出来;如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上说明人的精神境界应追求无限，把本原论转化为本体论，提出了体用论和人性自然等一系列问题。王弼解释《老子》，充分体现道家的特色，而且这些解释都非常符合道家的基本精神，对道家在义理发展上有很大的贡献。

　　【《庄子》】

　　《庄子》在魏晋玄学的地位，早期不如《周易》及《老子》，西晋末渐高，南渡以后则凌驾《周易》及《老子》之上。《庄子》的盛行，不单使玄学讨论的内容更为丰富，而且玄学的讨论方式亦增添色彩。至于《庄子》一书的注释，当时以向秀的《庄子注》及郭象的《庄子注》为最重要。后人一般都将郭象和向秀的思想放在一起讨论。

　　郭象注中所表现的道家思想,最重要是“冥圆融论”。向郭以前，王弼将道家的“道”，视为主宰宇宙万事万物的法则，这样“道”和宇宙万事万物便有一种本末轻重之别。向郭认为“道”是“冥”，宇宙万事万物是“?”，但是两者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互相圆融在一起，“冥”是要通过宇宙万事万物的“?”才能显现，而“?”亦须透过“冥”才能掌握，但是两者并非分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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