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福音”听不见

　　自古至今，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就是机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骑兵通常能战胜步兵，也是蒙古军队以少量兵力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奥秘所在。海权也好，陆权也好，核心都是机动力。而十九世纪铁路的发明，为军队提供了全新的陆战机动力。

　　就在大清国忙于镇压太平天国之际，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爆发了内战(1861—1865)，铁路的战略价值在后一场内战中，同样得到了全面证明。

　　于是，以铁路的出现和战略性运用为标志，一个新的军事时代来临了。由于铁路赋予的高机动性，使得军队能够六倍于拿破仑时代(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行军速度前进，而铁路不能修到海上，所以空间广阔的大陆性国家从中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了海洋性国家。

　　对于内忧外患的清王朝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福音。可惜，这个福音却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清国内的庙堂之上，多是追名逐利之徒，民间虽有一些睿智之士，但人微言轻，难以“上达天听”。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一个空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真正能够洞察世界军事大势巨变的，只能说是凤毛麟角。

　　马拉火车

　　大清国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商人修建的，时间是1865年(同治四年)。一个为了揽生意的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了一条约0.5公里长的展览铁路，做起现场实物广告。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宣传真是太成功了，因为那火车隆隆的轰鸣声，搅动的是整个北京城的神经。只不过，其达到的效果跟杜兰德的预期恰恰相反，轰动过后，火车成了怪物。清朝官民群情惊骇之下，这条短命的铁路被清廷步军统领衙门勒令拆毁了事。

　　中国境内第二条铁路出现在江南，由吴淞口到上海，修建时间是1876年，修建者是英国的怡和洋行。铁路全长14.5公里，机车仅重15吨，牵引小型客车，时速24-33公里。英商的目的很明确：商用赢利。

　　对此，清朝的反应，居然是绝对不能接受。结果，由总理衙门与英商交涉，以28.5万两银子买下整条铁路，然后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拆毁之后，还不是封存入库，而是计划用轮船载到台湾，直接沉入大海。直到1877年(光绪三年)，大清国才开始自行修建第一条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其目的，正如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唐廷枢指出的那样，在于“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商之利”。

　　但是，由于保守派以此铁路噪音太大、损伤地脉为由，坚决反对。当这条9.7公里长的铁路终于在1881年竣工时，却不能使用蒸汽机车，只能“以骡马拉煤车”，上演了“马拉火车”的闹剧。与此同时，洋人们的蒸汽船正源源不断地把外国煤炭拉到中国沿海各个城市大幅倾销。

　　无力回天刘铭传

　　大清朝野上下，较早意识到铁路的军事战略价值的，是出身淮系的军人刘铭传。

　　刘铭传曾在李鸿章麾下，对太平天国及捻军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后因卷入湘军、淮军之间的派系之争，被迫辞职回到老家合肥。1880年，赋闲在家的刘铭传写道：

　　“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

　　这可谓真知灼见，掷地有声。

　　到这个时候，刘铭传的老上级李鸿章，也略有所悟。他说过：“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他还感叹道：“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可惜，刘铭传的呼吁，李鸿章的分析，最终却敌不过满朝公卿保护风水的无知叫嚣。

　　当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清军的陆上机动力，居然依旧停留在40多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上。当时，法国人曾算过一笔账，如果分别以西贡(今越南南部胡志明市)和广东作为双方的前线出发基地，同时运军队和物资至交战区的谅山(今越南北部省份)一线，法军只需四十天，清军却要四个月!

　　中法战争，又一次刺激了清王朝，终于促使清廷高层对铁路建设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中法战争期间，刘铭传复出，以福建巡抚身份督办台湾军务，数次挫败法军攻台的军事行动。战后，台湾建省，刘铭传顺理成章当上首任台湾巡抚，并实现自己的夙愿，铺设了最初一段的台湾铁路，以全面推动宝岛的近代化开发。但在更广袤的内地，清廷皇族和官僚们战略思维的些微转变，却无法切实体现在具体行动上：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整整十年时间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总共只修成了约400多公里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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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战争(法文：Guerre franco-chinoise)又作清法战争，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战争过程中，法海陆两军虽于多数战役占上风，但均无法取得底定全局的战略性大胜：法国远东舰队虽于海战赢得全胜，并一度攻占基隆，却因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一役受挫及疫病流行，无法达成拿下台湾岛的战略目的;而清军虽于初期陆海皆遭惨败，导致由恭亲王奕?领班的军机处被全面撤换(甲申易枢)，但后期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且有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导致费里政权垮台。

　　以此为契机，两国重启和谈，结果订定《中法新约》，清方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两国重开贸易。受此战的影响，清廷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并积极筹建北洋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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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环境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址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1年7月，由法国总理茹费理主导的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军费用于越南。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趾支那海军司令利维耶(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1881年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

  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随即宣布要“为她的光荣的孩子复仇”，拨给东京法军350万法郎，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1881年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

　　战前冲突

　　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1882年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882年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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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之战

　　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

　　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奕?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生父)的手中。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是：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鸿章没有肯定同意这个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北黎冲突

　　1884年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藉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旬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将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乘机分别开进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胁迫中国接受法国条件，一方面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这些口岸。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使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随后，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拟定新条件向中国勒索，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没有接受。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23日，法国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卒应战，顷刻间，战舰十一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八百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

　　后战火延至中国本土，1884年8月26日，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

　　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五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两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镇海之战，法舰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

　　镇南关战役

　　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5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法国议会以306对149票否决军费追加案，总理儒尔·费里旋引咎辞职。但是法国立刻又向越南法军支付五千万法郎，国内舆论一片要向清国宣战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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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战协议

　　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各方面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没有停止过。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被迫宣战以后，也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因此始终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向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

　　1885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和议。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简明条约》，并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法国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至此停止，慈禧太后颁发了停战诏令。

　　签订条约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

　　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885年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从此，中国承认法国吞并安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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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有机会能取得最后胜利，但由于清统治者的懦弱、妥协，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使得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其次，清政府之所以对法议和，客观上也是因为英美等国的态度，他们担心中国一旦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就会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决心，清政府也可能不再如以前那样驯服了，而且危及自己在华的侵略利益。英外交大臣就曾说：“中国的任何胜利，一般都会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因此，他们极力施加影响，迫使清政府尽快对法妥协。

　　1886年—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

　　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战后，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乃加紧建立北洋舰队，并于台湾设省，开始大力建设。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在《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上签字画押之后，清朝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中法战争宣告结束。世人因此约丧权辱国，且签订于清军作战获胜之时，故称中法战争的结果为“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并且在以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这种说法不绝于耳，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然而一些学者也认为，用“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来总结中法战争的结局是不贴切的，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太大的失败，或者说中国压根就没有失败，甚至还可以说中国胜利了。说中国失败不大的理由是，《中法新约》虽不平等，但与其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甲午战争所订的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

　　另有学者评价说：“综合陆、海两线实际，乘胜即收是一项有利有理有节的决定。军机处发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电旨中说：“现桂(军)甫复谅(山)，法即据澎(湖)，冯(子材)、王(德榜)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亦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这些出自实情的话语，说明清廷及时把握战机、以战促和，顾及全局的隐衷。”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法国虽经这场战争实现了它把越南变成“保护国”的目的，但并未获得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割地抵押。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使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却得到提高。所以，这场战争是双方均有得失的战争：中国没有失败，法国也没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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