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Capitalism)是资本属于个人所拥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称为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由封建社会发展过来。封建社会是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播种，租期内土地由农民掌控，但要定时向地主交地租和其它税。资本主义改为农业工人到农业资本家的农场干活，之后拿钱离开，不掌控土地。资本主义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资本主义指资本主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并无准确定义，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定义。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制度，在这样制度下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并借助雇佣劳动手段以生产工具创造价值。创造的价值分为五部分：税金、租金、利润、劳动价值和企业家才能。资本主义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投资的决定由个人进行，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业控制并互相竞争，按照理性来假设在社会规则中获取利润最大化。

　　现在几乎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都是混合型经济体，即综合了自由市场、国家干预、某种程度上的经济计划的经济体。资本主义要求不同资本对不同资源发挥各自作用和价值来推动社会发展。这一发展模式形成了资本家雇佣工人和白领进行生产的情况，当代社会下资本主义公司股份制的实行使公司的股份被分配到大众手中，这样资本不断地社会化，这一情况也不断发展和改进，现今资本主义在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进行自身进化和升华，使资本主义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市场的社会化。

　　“capital”一词来源于对动物及人的买卖及占有，“capital”源于拉丁词语“capitalis”，“capitalis”则源于原始印欧语的“kaput”--意思是“只”，“只”是一种在远古年代的欧洲测量财富的方式：一个人拥有越多“只”牛和人，那么此人也就越富有。“chattel”(意思是商品，动物或奴隶)和“cattle”(牛)这两个字也是从“kaput”衍生而来的。

　　在许多语言中，货币的名称以及某些经济学里所用的术语至今仍然保存着它们与动物买卖及原始贸易在词汇上的联系，譬如“fee”(费)是从高地古德语中的“faihu”(牛，钱)一词衍生而来，“rupee”(卢比)是从梵文中的“rupya”(银)一词衍生而来，“buck”(一块钱)原指一种鹿皮，“pecuniary”(金钱的)是从拉丁文中的“pecu”(一个人的牛群及羊群)一词衍生而来，“stock”(股票)是从英文中的“livestock”(牲口)一词衍生而来，“peso”(比索)是从梵文中的“pashu”(牛)一词衍生而来，等等。 “Kapitalist”一词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第一次出现，不过，宣言里并没有出现后来德语里与“capitalism”同义的“Kapitalismus”一词。第一个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是英国小说家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他以此表示大量资本的所有权，而非一种生产制度。

　　辞典里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总是不断改变。例如，1909年出版的《世纪辞典》(CenturyDictionary)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是：

　　拥有资本或财产的国家;和对于资本的占有。众多资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以及，对于大量或联合的资本的权力或影响力。至于当代的定义，或许是因为受到了19世纪的哲学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经济制度”(如同宋巴特和伟伯使用的)。例如梅里厄姆-韦伯斯特词典里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个由个人或公司拥有资本财产的经济系统，经由个人的决定进行投资而非经由国家的控制，以及价格、生产、销售产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场所决定。”不过，英国1987年版的《牛津英语辞典》将其定义为：“占有资本的状况;资本家的身份;拥护资本家存在的制度。”这与美国辞典的定义差异也或许是因为意识形态和词源解释不同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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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上，以私营经济为主，没有政府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很少。政治上，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或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

　　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富裕，如从18世纪开始发展的西欧及美国，另一方是生产力低下，社会贫穷的国家，例如拉美诸国，鼓励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尽量少。

　　商品生产发展到很高的阶段，成为社会生产普遍的和统治的形式，劳动力变成了商品。

　　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用雇佣劳动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生产的目的是创造利润(用马克思的表达式：生产的目的是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以使用机器的大生产为特征，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它在经济上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两大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

　　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形式相适应，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上层建筑被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所代替，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法律制度和思想体系，形成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

　　根据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的标志之一：经济自由度指数

　　在经济研究上有时也会使用颇具争议性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两个最著名的指数之一是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发布的，另一个是由加拿大的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所发布的。两个指数都试图测量每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主要是以法规、政府干预程度、私人财产权利、和贸易自由为主。经济自由度指数“经济自由”定义为“人民对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和消费不受政府的强迫和约束”(这也被称为自由放任)。

　　他们以一些独立组织如联合国的资料来计算每个国家在不同项目上的分数，例如政府规模、税赋比率、财产权利的安全性、自由贸易的程度、以及市场管制的程度。许多发布的资料也被其他独立的智囊机构用作研究资本主义与贫穷之间的关系。弗雷泽研究所主张实行资本主义越彻底的国家有着更高的国民所得、最贫穷的10%人口也有更高的所得、更高的平均寿命、更高的识字率、更低的婴儿必死率、更多使用水资源的机会、和较少的腐败现象。而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间最贫穷的10%人口所占有的总收入比率也是相同的。一些人则强调资本主义里信用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小额贷款所发挥的功能。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原因： 资本家制定的制度主要是维护资本家自身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是由无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制定的制度也主要是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显然是存在对立的，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对立的。而在乎于执行的人怎么去做。资本即是社会，社会即是资本。最终目的都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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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产生

　　大多数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都是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例如在工业革命和欧洲的帝国主义时期(例如斯密、李嘉图)，和大萧条时期(如凯恩斯)和冷战时期(如哈耶克、佛利民)。

　　这些理论家定义资本主义为一种资本由私营的个体们(有时也被称为“资本家”)拥有的制度，而经济的决策和决定是由市场进行-亦即借由贩卖者和购买者之间透过协议所进行的贸易;借着市场的智慧和企业家精神，以及由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和契约制度来运作。这些理论家也试着解释为何资本主义能产生比由政府介入的经济更大的经济成长。(参见经济学、政治哲学、自由放任)

　　芬兰国会议员安德斯·屈德纽斯(AndersChydenius)在1765年出版了TheNationalGain一书，成为第一个提倡贸易和产业自由以及自由主义原则的人，11年后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书。

　　1867年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使用了“资本家”一词来称呼资本的所有人。不过，第一个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生产制度的是德国经济学家维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于1902年的著作DieJudenunddasWirtschaftsleben里。宋巴特的密友和同僚马克斯·韦伯也在1904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protestantischeEthikundderGeistdesKapitalismus)使用这一词。

　　对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改变，也随着政治观点和分析方式而有所差异。亚当·斯密所支持的经济自由主义专注于人类私利所扮演的的启蒙角色(“看不见的手”)，以及特定的在增加资本聚集效率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些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如米尔顿·佛利民、艾茵·兰德、和阿伦·格林斯潘)都强调自由市场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相信自由市场能提升个体间的合作、创新、经济成长、以及自由。一些人(如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认为资本主义的枢纽在于一个能让产品和服务于市场进行贸易的经济制度，而资本产品属于非国家的实体所有，在全球的规模之上运作。

　　对其他人而言(如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则被定义为一种在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关系，导致了劳工市场的产生，大多数人为了生活而必须出卖他们的劳力。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则主张，由于经济自行组织的现象，没有经过政府计划和指引的经济将会有更优越的效率。许多人将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同义词。

　　产生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使资本主义的要素得到解放。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例如威尼斯)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引起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了这种分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基本条件是：一方面，产生大批失去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巨额的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转化为资本。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强制地使劳动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全部过程的基础。其产生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从小商品经济分化出来;二是从商人和高利贷者转化而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从而既给资本主义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又给它造成了商品市场。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历史在不同国家带有不同的特点，经历不同的阶段。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也标志着对劳动者的剥削形式的变换，即由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资本原始积累还包括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以及其他利用国家权力的暴力手段。

　　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是相矛盾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不断壮大，为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荷兰在16世纪末，英国在17世纪中叶，法国在18世纪末，德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19世纪中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变革了封建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扫清了道路。

　　资本主义经济是经过工业革命，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以后最终确立的。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由于在工场内部实行劳动分工，比资本主义初期实行简单协作的手工业，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8世纪，在英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越来越同工场手工业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生矛盾。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润，要求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诞生的机器大工业，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建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阶级结构。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于生产，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一切生产部门，同时也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各个国家具有共同的规律并带来类似的后果，但是各个国家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也具有各自的特点。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还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简单商品生产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这种无政府状态推向极端。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和空前激烈性。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也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竭力应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不断改进机器，加强自己企业中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组织性，其结果是不断加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大工业巨大的扩张遇到了资本主义占有所造成的市场相对狭小的限制，社会化生产所必需的客观比例遇到了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破坏，冲突便成为不可避免。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就是这种冲突的突出表现。在危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周期性经济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这种反抗，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由资本集中而产生的股份公司、垄断组织以及国家占有就是这种趋势的表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它的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两极世界理论分阶段地回顾了外部压力与资本主义内部社会形态变革的过程，将资本主义分为土地侵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土地贡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和原料市场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三个发展阶段，产业上分别对应的是公共产品性领域殖民、自然垄断性领域殖民、竞争性领域殖民。英国崛起到19世纪中叶是土地侵占殖民阶段，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以侵占土地为目的的奴隶制;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阶段，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一环节，19世纪末期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封建社会时期的以获取基于一定土地上生存的人民上缴的贡税为目的的农奴制;二战后到21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一环节，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以获取基于国际不平等分工的原料和市场为目的的经济殖民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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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行为者和管理者似乎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制度的优势或潜在危险。过去，对资本主义优势的无知，导致一些国家抛弃了这种制度或是对其加以限制。而对其潜在危险的无知，使得市场中的轻率行为和政策疏忽更有可能出现。要重新实现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进行再教育和深度改革。

　　社保体系不一定损害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市场”或是自由放任主义——一种无政府“加警察”的制度。如果没有政府来保护投资者、债权人和企业，使其不受垄断、瞒骗和欺诈之扰，资本主义体制就无法健康运转。这样的制度可能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并由于没有补助来刺激弱势群体参与社会正规商业经济，而制造出社会紧张。最后，大规模社保体系以及随之产生的高税收、低税后薪酬和低财富储蓄，不一定会损害资本主义制度。

　　本质上，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体能够藉以实现知识增加的一种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不完整性会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知识的增加带来收入和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不确定性则让经济体容易发生突然波动。这些现象马克思(Marx)在1848年就都已经指出。

　　进入20世纪以后，学者们认为经济进步源自商业创新，而科学家的发现让创新成为可能——这些发现来自经济部门之外，而且都是不期而至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能比其它经济制度受益更多呢?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早期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能更迅速地抓住突然而来的机遇，因此具有更强的生产率。这得益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能干的企业家的热情和专业银行家的勤勉。但认为银行家无所不知、企业家不会犯错的想法是可笑的。学者们发现，大多数知识增加不是由科学推动的。熊彼特经济理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理论加社会学——没有抓住多少要点。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任何现代经济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控制，都是由散布在专业参与者之中的私人“实践知识”构成的大杂烩。他表示，没有人能够将所有知识全部收集起来，哪怕政府机构也做不到。这些是每个“第一线”的参与者必然获得的知识。政府根本不知道该在哪些领域投资。只有资本主义能解决这个“知识问题”。

　　发现过程：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关键

　　之后，哈耶克又将资本主义如何自己做出“发现”的理论加以充实。他能够接受“创新理念”这个概念，因为他明白，关于大多数未经试验的事物的知识都是不完整的，即便是专家也同样如此。因此他认为可以做出如下假设：由于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领悟，一位经理或是普通员工可能某天就能“想象出”(用哈耶克的偶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话来说)一种全新的商业路线——这种路线是该工作领域之外的人永远推断不出也想象不到的。随后，他将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描述为一个兼容并包、自下而上的有机体，让各种各样的新想法有机会相互竞争从而得以发展，幸运的话，还能在市场中得到应用。这个“发现过程”让资本主义具有比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或社团主义等制度更强的创新能力。后者过于官僚化，不利于了解来自下层的想法，而那些得以传递到上层的想法，也不太可能获得其所有社会伙伴的首肯。

　　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高创新倾向，只有在合用的机构到位时才会出现。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苏格兰的“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所传载的自由度是不够的。必须成立这样的金融机构：其中的金融家没有私利，每个人都会努力做出最佳投资选择，而且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各异，因此能为各种各样的项目融资。此外，公司只应承担有限责任，而且拥有可以展开收购交易的市场。这些机构必须迎合大量商人的需求，这些商人希望构造新产品、新市场和新商业模式。初级机构在19世纪早期开始出现，从公司法、股票交易所到面向产业放贷的合股银行和“商业”银行。

　　随即欧洲和美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回报：新城市兴起、生产率不断增长、薪酬稳定攀升、就业率普遍较高。所有或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毕生的前景得到改善。不太容易衡量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满意的职业，并因其中的挑战与探索而充满活力。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乃是天赐之福。

　　不确定性：资本主义的最大缺陷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创造性冒险活动不仅给企业家，也给全球经济的每一个成员带来了不确定性。冒险活动的波动制造出一种起伏不定的经济环境。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他1921年的著作中对美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观察。他表示，除了一些常规决策，一家企业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都面临所称的“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在创新型经济体中，没有足够的先例来帮助你估算这种或那种结果出现的机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强调称，用于衡量投资价值的许多“知识”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的信念是脆弱的。(但如今，他被视为“斯密加上心理摇摆”。)

　　对于这样一种能够带来无价且不可取代的新颖性、问题解答和探索，从而带来个人发展的体制，从未有过有条理的道德理由去推翻它。相反，自古以来，人文主义哲学一直认为这种体验是“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者从未提供足以替代的美好生活模式。他们只是宣称自己推崇的制度要优于资本主义：繁荣更广泛、就业机会更多、或是工作满意度更高。不幸的是，公众依然不太充分了解，公平而论哪些收益可以归功于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这些收益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知识的缺失导致资本主义更容易受到反对者的攻击，也更容易受到体制内部无知行为的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失去了大部分声望，欧洲大陆上许多东欧国家转向了社会主义制度。公众对政治经济的掌控在这个时候陷入低谷。最终，更多繁荣和更少动荡的承诺无法兑现。而那些保留了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进行改革(或好或坏)的国家再次发展良好——直到现在。而那些脱离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就没有那么强的创新能力。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动乱之后，它们的失业率上升幅度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包容性上，它们的表现也更糟糕。

　　资本主义正陷于第二场危机

　　如今资本主义陷入了第二场危机。有一种解释称，无论银行家是否理解资本主义，他们都明白，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奖金，就必须借越来越多钱来放越来越多的贷，以完成利润目标并支撑股价。其含意是，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公司治理未能对奖金设限，而监管未能把银行资本的杠杆操作控制在适当水平，导致银行很容易受到房屋价格暴跌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大股东们不采取行动，在杠杆率升至危险水平之前加以阻止呢?为什么立法者不提出监管干涉的要求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奈特不确定性的存在。所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房屋价格可能出现暴跌，或是银行使用的风险管理模型根本不适用。“风险”变成了对波动的定义。人们考虑到价格会围绕特定轨迹出现波动，却没有考虑到轨迹自身的不确定性：即它有下行的风险。银行高管们也不太理解不确定性。有些人出于直觉购买了保险，但却没有看到保险商偿付能力的不确定性。

　　美国和英国的许多体系已经失效：金融部门背叛了商业部门，随后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而商业部门则受到短期主义的困扰。如果我们还保有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我们会努力重组这些部门，让资本主义能够再次健康运转——更好的防止人们忽视金融部门中的不确定性，同时恢复商业部门的创新能力。我们不能将这种为越来越多的人带来满意生活的制度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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