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改革运动。其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变法的思想准备不充分。变法理论没被国人完全接受，因而缺乏指导作用，缺乏说服力;对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够得力，变法力量单薄，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变法领导者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第二，行动上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改革方式过于激进，没能团结大多数，打击面过大;不仅没能分化瓦解封建势力，而且在各方面孤立了自己;脱离实际，采取超前行为，激化了矛质。

　　1898年的百日维新曾给黑暗封建专制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然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结束。其失败原因，论者颇多，或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或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或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或改良道路走不通等。本文着重从变法者自身的能力、素质，有无领导改革的雄才大略等方面去探讨变法的失败，认为变法者的急于求成，理论准备的不足，变法行动的冒进，策略措施的失当等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变法的思想准备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涉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社会变革。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袭读，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川因此，要变法就必须唤醒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浩浩荡荡的变法大军，但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准备却不充分，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革新思潮。

　　1.变法理论缺乏说服力

　　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有进步理论为指导，并且只有在这一理论为人们所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维新派变法的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旧，后者则在立新。这两部著作对传统儒学可谓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后，犹如“思想界之一大咫风”，如火山地震，引起巨大的震动。康有为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出托古改制的旗号，其本意是想减小变法的阻力，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康氏学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抵制。他们奉“古文经学”为立身之本，视康梁学说为洪水猛兽，攻击康梁是“伪六籍而灭圣经，托改制而乱成宪，伸民权而无君上，实属士林败类”。

　　其次，洋务派也反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攻击康梁“邪说暴行，横行天下”二就是大多数士大夫、政治上同情维新派的帝党官僚对此学说也是持否定态度。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康氏理论对正统思想的大胆冲击，如石破天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就变法而言，康有为的学说混淆了学术与政治。“伪经考”对传统儒学作全面挑战，“改制考”也缺乏历史依据，难以使人信服，反而引起太多的争论、混淆和疑惧，使知识分子处于困惑不解的境地，也给顽固派镇压变法授以“乱法”的把柄。因此康氏学说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影响。

　　2.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力量动员得充分与否，关系到变法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前，其维新派在封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渗透和思想启蒙。到幕府末期，农民、市民、新兴地主资产阶级、高利贷主、下级武士从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立场出发，强烈要求改革旧的封建制度，形成一股巨大的改革力量。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

　　中国从维新思潮兴起到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书，维新思想激荡华夏约有40年光景，但这在思想史的长河中仅是沧海一粟。促成变法的直接动力是高昂的“情绪”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康有为等在由甲午战败引发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以高度的爱国热诚，上书呼吁请求变法，同时还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维新思想，在知识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运动。但阻力相当大，不少刊物、学会时起时灭，其影响仅限于北京、上海、湖南，维新思想尚未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百日维新前夕的思想界，变法派只占少数，较多的是守旧派，极大多数的是中立派。据严复估计，维新党与守旧学派是一与千之比，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守旧势力也相当大，更何况其它各省。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对变法并不热心，他们缺乏敢于抗争的独立性格，没有全力支持、保护自己的代言人维新派。变法思想不仅遭到守旧派、古文经学派的强烈反对，同时变法活动没有西洋留学生直接参与，又缺乏实力派人物张之洞、李鸿章等的有力协调与合作，康梁可说是孤军奋战。

　　至于广大民众阶层，基本上是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维新派居高临下的英雄史观使他们没能深人民众进行“开民智”的启蒙工作，一般百姓依旧被守旧主义的迷雾所笼罩。他们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理解维新者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维新变法之际，正值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由于列强人侵的深人，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情绪。此时甲午战争才结束3年，战争的创伤尚未弥合，维新派居然不顾民众的民族情感，称赞发动甲午战争的的祸首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盛情邀请他访华，积极促成光绪帝召见他，视他为中国维新变法的救星。

　　维新派寄希望于洋人帮助中国变法的行为与民众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为这场学习西方的进步运动增添了障碍。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现实利益，所有的变法措施没有一项涉及到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一些新政措施甚至还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维新派没能启蒙民众，老百姓很难理解反帝反侵略与学西方救亡图存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维新派之间隔膜很深，对变法表现冷漠。

　　可见戊戌时期，无论是思想界、士大夫阶层还是广大民众阶层，维新派对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极不充分，变法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

　　3.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康梁等维新派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疾呼变法，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与竞争感、变革观交织在他们心中，他们期望中国“全变”“速变”，在10年内走完西方国家300年、日本30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由于维新派长于书斋，缺乏实际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他们对变法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严酷的政治斗争简单地看成只“在皇上一转移间耳”，对中国国情、对封建势力阻挠破坏变法的严重形势估计不够，对帝国主义本质也认识不清，企图依靠英、日去抵制沙俄。康有为极力建议光绪“设法和英国缔结同盟”，这种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自然落空，因为帝国主义人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

　　作为变法决策者的光绪帝对变法的复杂性也认识不足，没能认识到整个封建制度的顽固腐朽和旧势力的强大，以为一纸诏书就可除旧布新。匆忙颁布的100多条诏令多数流于形式而没落实实施。

　　以上论析说明，维新变法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不充分，变法领导者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百日维新是在思想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发动，这是变法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变法行动操之过急

　　如前所述，变法的思想准备不足，百日维新是被尖锐的民族危机呼唤出来，“与其憎他族以拒改革，不宁巫改革以拒他族之逼”，变法成为当时保国自强的唯一途径。此形势下，改革者图治心切，在变法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操之过急。

　　1.裁冗员、裁绿营、废八股、取消旗人寄生特权，急于求成，打击一大片

　　成功的变法，应根据客观条件，先易后难，争取一切力量，以减小改革阻力。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在已经稳操政权的情况下，对废除藩主统治、取消士族棒禄等问题仍十分慎重，采取赎买政策和安排出路的办法，花了10年时间逐步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保证了改革必需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变法者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过多地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甚至社会中下层的过激做法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和应采取的措施。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大刀阔斧，广泛地裁撤冗员闲衙，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大裁大撤，强行查封，没有耐心说服，也没有妥善安置被裁人员的出路，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引起旧势力强烈不满。正如当时任职刑部的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废八股兴学堂，招致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断了他们的仕途之路，以至士人对梁启超“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甚至“欲行刺”康有为，可见阻力之大。裁绿营，取消旗人寄生特权，无疑断了百万兵弃、旗人的生计，使他们“失去安身立命之业，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激烈的改革措施把众多的势力都推到维新的对立面。

　　2.开制度局，乃脱离实际的超前行为

　　维新派把实现君主立宪作为变法的战略目标，要求变官制、削君权、开议院并立即实行，这是一种不顾国情、脱离实际的超前行为。议院制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完善。日本设议院也是在维新派执政20多年以后。而在中国，“议院”一词传人仅10来年时间，根本没有实现的条件和基础。8月，当康有为再次提出开制度局准备接管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的权力时，“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废矣”。军机大臣们公开抵制，矛盾迅速激化。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有百害而无一益。”维新派不切实际的纲领，不仅没有能够团结更多的力量，反而孤立了自己。

　　3.激进主义的改革方式，超越了社会承受力

　　百日维新的103天时间里，颁布了 100多条诏书谕令，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的改革措施，如大雨倾盆浇得人们无所适从。改革者没有做到颁布一项，落实一项，巩固一项，循序渐进，而是片面追求数量，企图一夜之间把中国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这种愿望尽管是进步的，但其结果却是欲速则不达。由于改革者事前没能对社会力量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人们对这场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的变法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之中，甚至有抵触情绪。一些新政措施损害了百姓的实际利益，康有为甚至还提出改国号、断发易服的主张，轻率地侵犯神圣的民族传统，授人以柄。断发易服之说遭到旗人的强烈反对，引起轩然大波。急风暴雨的改革措施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字林西报》评论:“维新党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动，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维新速度也瞳乎其后”，连康广仁也预感到变法“规模太大”，“包揽太多”，“安能有成”?

　　4.策略上:对统治集团内各派别没能分化瓦解、争取多数，而是四面树敌、孤立自己

　　百日维新是一场涉及到社会体制、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掌握最高实权的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极为重要。过去史学界一直视慈禧为顽固势力的代表，是坚决反对变法的，这未免有些绝对。其实甲午战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汹涌澎湃的变法救亡浪潮，朝廷中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改革。在此情势下，太后不得不同意在她允许的范围内作一些改革。如果没有慈禧的首肯，光绪是不可能完成“百日维新”的。当然，太后对变法的内容有保留:即“不改祖制”，太后的君权地位不能变，满族的风俗不能变。

　　光绪与慈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裁减冗员闲衙、罢斥旧臣和改革政治制度上。慈禧虽然反对裁潜运，但并不反对裁湖广、云南、广东三省巡抚及各处重叠之机构，可见她并不完全反对变法。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见之争，不如说是她觉察到变法威胁到她的权威以及康有为等人“围园执后”举兵夺权的计划。与历代帝王一样，慈禧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第一位。礼部主事王照曾说:“戊戌政变，外人或误会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只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事。”康有为在政变后也认为:“西太后与光绪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似乎主要是为了争政权”。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维新派对慈禧“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利用慈禧在旧臣中的影响推行新政，则可减小阻力。但是，光绪、康梁等没有这样做，而是想摆脱太后的控制，甚至“围园执后”，最终逼使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

　　至于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他们主张温和的改革路线，维新派对之可以求同存异，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边。而军机大臣中的大多数除了反对开制度局和惫勤殿外，对其他新政措施都不同程度地赞成。如果维新派权衡利弊，暂缓开制度局和憋勤殿，暂不触及他们权位的根本利益，争取多数人的支持，先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的改革，待时机成熟再逐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则维新可能不仅仅只是“百日”。但是变法领导人却急于求成，对统治阶级各阶层各派别不加区别全面打击，大裁大撤，要求对守旧大臣连罢带杀，追究李鸿章的卖国责任，对所裁人员未给予适当出路。

　　这样就使得原来互有矛盾、存在分歧的各阶层各派别很自然地连成一体，纠集在太后周围，公开反对变法。变法领导人没有利用矛盾，求同存异，分化瓦解封建阵营，而是全面出击，四面树敌，把可能的同盟者都推向对立面，其结果是孤立了自己。

　　综上所述，百日维新是在变法的理论准备不足、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改革者对变法的艰巨性缺乏深刻认识，在未能真正掌握实权的前提下，急于求成，操之过急，策略失当，使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最终导致变法失败。改革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会遇到旧势力千方百计的反对和阻挠。因此，改革者不仅需要有理想、热情、勇气，有献身精神，更要有智慧、能力，有谋略，能遵循客观规律，先易后难，稳步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变法比暴力革命具有更大的艰巨性。

　　下面我们来谈谈戊戌变法是失败的历史教训。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第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这就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有多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挨打那才叫怪事。因此，戊戌变法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只有强大了，才没有谁敢欺负我们。中国才不会再出现戊戌变法的悲剧。

　　第二：要改革开放，不能闭关自守。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中国和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脱离了世界关起门来自己发展。这是行不通的。大清朝之所以如此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在世界列强发展到那么强大的时候，清政府的统治者还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戊戌变法是很难在统治阶级内部得到认可的，他们会认为你是在造反，你是在破坏国本。因此，戊戌变法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改革开放，向全世界先进的文化学习。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没有群众的改革或革命是无法完成的。戊戌变法的失败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就该吸取这个教训，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支持。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群众基础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抱有幻想。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第五：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后还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就足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适合中国的。并且，现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综合国力越来越强。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国这个巨人正在醒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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