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前202)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晁错在其《重农贵粟疏》中曾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是一般农家的状况，百亩产量为100石，文帝时一石粮价为500钱，100石总收入为50000钱。按照十五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7.16%，按照三十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3.86%。从文帝十三年(前167)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君主专制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西汉由于农民负担长期得到减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社会安定和谐的“文景之治”。史称：惠帝吕后之间，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户口浸息，刑罚用稀;文景之世，国家元气恢复，社会安定，府库充实，人民生活近于小康。《史记·律书》记载文帝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米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至汉武帝时期，因“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富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槟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由于文景两帝的政策，适当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的君主专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期的政治权力正在某种程度上按着合乎君主专制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一些。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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