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时达到顶峰，被视为最繁华时期，有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高峰。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英国来横向比较的话，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

　　正面评价

　　西方

　　在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西方 人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法国传教士乔治·安森在《耶稣会环球旅行记》中说：“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经济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皇帝之崇高、官员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个欧洲人(刚到中国)会立刻感叹中国丝绸、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资丰沛，这些商品并不比在欧洲能买到的同类商品贵，但却是世界上能见到的色泽最为华美、做工最为考究的商品了。”

　　俄国传教士John Bil在《从圣彼得堡到亚洲的旅行》中评价说：“除了保障生活温饱的必需品外，中国人也会有大量的生活结余，特别是水果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过于繁杂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中国还有大量的金矿、银矿、铜矿、铅矿、以及铁矿。中国人比欧洲人更看重银的价值，银被看作与金等价，所以金有很好的出口优势。”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推崇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并盛赞乾隆皇帝。

　　东亚

　　18世纪，朝鲜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中国北方市集一片繁荣景象，因此在返回朝鲜后发起“北学中国”的运动。朝鲜使臣金昌业曾评价康熙年间：“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114] 蔡济恭则认为：“问一世俱享六纪治平，而乾隆比康熙尤盛焉。即位之时，已为二十五岁，且即位回甲之年，传位于储嗣者，求之往牒，亦未之见也。”

　　民国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曾评价康乾盛世说：“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业，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喜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之规模，却种衰弱之肇因。”

　　负面评价

　　康乾时期不足还表现在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对康乾盛世褒贬不一，学者们对当时的人口问题、物价持续上涨、闭关自守、限制工商业发展、蔑视科学技术等均持有否定意见。

　　在中国历史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在此期间，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清朝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当西方和世界出现巨变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亦有学者指出康乾盛世只不过是饥饿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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