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著作天瑞

　　列子画像天瑞，意谓天地之灵瑞，自然之符应，即文中提到的“不生不化者”。列子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始有终，唯有“不生不化者”，亦即“道”，才能够循环往复、独立永存。“不生不化者”是世界产生与变化的本源，它最初无形无象，历经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形成“浑沦”，再自“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的“易”演变为有形的“一”，最终生成天地万物。列子道逢百岁骷髅，顺此言明“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切缘自“道”，然而却并非“道”有意为之，天地万物只是自然而然地变化运转，生息盈亏。文寓言与议论选出，《黄帝书》视死如归，荣启期安贫乐终;林类行歌，不以营生为惑;孔子赞死，晓谕天下失家，又有杞人忧天，向氏为盗。

　　凡此种种，恰如张湛《列子序》所言：“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有形之物诞生、消亡，其暂行于世而终归虚无。人生亦复如是：从婴孩、少壮、老耄直至死亡，性命本非吾有，生死不过往来。《吕氏春秋·不二》与《尸子·广泽》皆载“列子贵虚”，但依《天瑞》，列子自认“虚者无贵”。彻底的虚，必定有无(空)皆忘，消融了所有差别，也就无所谓轻重贵贱。万物自天成，盗者本无心，光阴若逆旅，生死不及情，是为《天瑞》大意，亦即《列子》全书纲领。黄帝本篇皆在论述养身冶物之道。全文围绕道心与外物的关系展开多番探讨，唯有应理处顺，忘形养神，才能达到所适常通，遇物无滞的境界。具体而言，修养内在道心。

　　必须”壹其性，养其神”，做到心无逆顺，物我两忘。列子以列子御风、伯昏临渊、商丘诚信、粱鸯饲虎、津人撮舟、吕梁济水、佝偻承蜩等多则寓言对此反复加以证明。同时他又指出，除了保持内心的虚静凝独,人们在应物处世时还必须“含其德”，做到韬光养晦，与世无违。文中海上沤乌、赵襄子狩猎神巫季威、列子之齐、杨朱之沛,杨朱过宋数章，既为阐明其理。既名《黄帝》，最终还是为了推崇黄老学派“清虚无为”的治世主张。从华晋国的国民，列姑射山的神人，到鬻子、老聃的守柔之术以及圣人的笼愚之智直至篇末惠盎对宋康王的说教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思想痕迹。

　　对于列子而言，理想国内，上有效法天道无为德庇万物而不以为功的国君，下有自治自化的国民，同时还得有孔、墨等圣贤以仁义济人使“四竟内，皆得其利。”如此，天下大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周穆王本篇皆在宣扬浮生若梦、得失哀乐皆为虚妄的思想。列子精心勾勒出一幅幅瑰丽奇异的画面，为我们展现了神妙莫测的幻化境界，却又让它悔起倏灭，以期证明有生有形者尽为虚无的幻象，终将随着生死阴阳之变归于消亡;唯有造化万物的大道，因“其巧妙，其功深”，才能够常信常存，无极无穷。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惑于是非，昏于利害”，被新鲜短暂的过眼云烟所吸引，从而忽略了惯常恒久的实在拥有。

　　因此，全文通过八则寓言，分别以化、幻、觉、梦、病、疾、诳等意象来譬喻人生的虚妄不实。另有一段议论，斯言梦觉之理，见解不凡。列子历数人间种种、万般境界，将其归纳为“八征”、“六候”，而后征引列子"神遇为梦，形接为事”一语，推断觉醒时的行为反应与梦境的产生，都是自于人们的形体和精神与外界有所接触的缘故。唯有彻悟“感变之所起者”，才能以虚静坦荡的心态面对纷纭变幻的外部世界，即所谓“神凝者想梦自消”。刘自《引子新书目录》以为《周穆王》《汤问》两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此语颇可商榷。自本篇以观，正因其立意之标新，寓言之荒诞，文辞之曼妙，方可见撰书者用心良苦。其目睹大道日丧，众生昏乱于世情而终不觉醒，故寄言于梦呓。内中痛楚，本非凡俗“君子”者可解。仲尼

　　孔子与颜回《仲尼》，一曰《极智》。孔子本为儒家先贤，修身治国也是历代儒者所关心的话题。然而面对“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的严酷现实，儒家的诗书礼乐往往失去原先济世勘乱的作用，而变为弃之可惜、革之无方的摆设。此刻，须由“体神而独运，忘情而任理”的道家思想出场，来给予迷惘的贤臣士子一份圆融静定的安宁心态。本篇列子便有意借用孔子的形象和言论来阐释这种“有易于自者无难于外”的修身理论。文中以孔子与颜回的对话引出“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的观点。

　　列子认为，摒弃礼教和变革社会都不过是显露形迹的有心作为，唯有保持内心虚静，才能泰然应对纷纭莫测的时局。同时，针对凡俗一味纠缠于外在细节，只知运用感官妄定是非的浅陋偏见，列子又提出判断圣人的独特标准：圣人通融于大道，故而在内修身，则能“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在外治世，亦可“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嫣。”篇末，列子为了预防矫枉过正，又将’默而得之而性成之”的圣人与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加以区别对待，申明圣人之智寂然玄照，通理而无所偏执，无为而惠及天下，后者却好像聚块积尘，只不过是繁华人间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罢了。这不由使人想起孔子那句至理名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无能也。”(《论语·宪问》)汤问《汤问》一篇，笔锋横扫天下，尽显天地至理。

　　文中载有诸多超逸绝尘的神话传说，极言天地之广阔无垠，万物之繁荣驳杂，以期突破世人囿于视听的浅陋常识，消除种种流于表象的巨细、修短、同异分歧，列子先借由殷汤与夏革的对话，畅谈时空的无极无尽，并且难能可贵地表达了“天地亦物”的宇宙观;再通过大禹和夏革的两段言论，说明自然界的生息变幻以及人世间的寿夭祸福都是无所待而成，无所待而灭，即使博学多识的圣人也未必能够通晓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好比四方八荒的政风民俗，彼此相异却未足为奇，因为它们都是在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下“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属于自然而然的产物，万事万物既然不可以凭借有限的耳闻目见来臆断其是非有无，那么通达大道的至理名言自然也无法按照惯常思维去理解其深刻内涵。所以列子有以詹何持钩、扁鹊换心等寓言故事来譬喻为人处世所必须葆有的平衡状态，亦既“均”。

　　“均”于术，则可以内得于心，外应于器;“均”于技，则可以聆高山流水，响遏行云。事实上，文中讲述的所有诡异奇特的技艺，都是为了将人的作为巧妙上推于道的境界，由此，“乃可与造化者同功”。只可惜，至情至理往往命同孔周三剑，虽为代代相传的至尊之宝，却只能”匣而藏之”，即使偶现其光，也被疑为了无用的废物或是荒诞虚妄的谣传，从而被迫“无施干事”，适形避世。 力命列子画像本篇围绕天命与人力的矛盾关系，展开一系列论证。在杨朱看来天命超越于人间所有道德、强权、功利之上，自为人人所不可企及。它看似无端无常却与每个人的遣际息息相关，世间的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由它来决定。天命本身并不具备判断是非、主持公正的独立意志，也不怀有任何赏善罚恶的目的，它总是“昂知所以然而然”，所以历史上与现实中才会出现“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等诸多颠倒混乱的社会现象。文中列举管、鲍至交，小白用仇的史事，却推翻世俗所谓善交、善用能的既定之辞，而将其缘由归结于“不得不为之的天命。同时辅之以子产诛邓析之略说，仍将其目果追溯到“不得不为之”的天命，与前文互为影响。道法自然，故而“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于，鬼魁不能欺”。

　　与其揣摩天意，机关算尽，希冀凭惜小智小识改变自身的贵贱寿夭，不若学季粱安命以待疾，东门是丧子而不忧。只要领悟了“至人居若死动若械”的境界，对于天命能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则自当不受外物纷扰而与天地同运。但若一味无情，放任天命，亦难免使有志之士心寒。大恋所存，虽哲不忘。杨朱虽然皆量子之口嘲笺了齐景公登临流涕的短见，却又在篇束指出，农，商、工、仕，皆有否泰之命，然趣利逐势，亦是人力使然，势在必行，逆过既是顺。可见并没有完全否定存在的意义与人力的作用。“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此言此语，与其认作是一声无奈的慨叹，不若看成是杨朱遍经世事沧桑之后，对于至德之世隐晦而又痛心的哀悼。为杨墨相非之作。

　　《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杨朱《杨朱》，又名《达生》。全篇畅言当生之乐，晓谕生死之道。文中”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论调，以及“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主张，堪称千古罕有的异端“邪”说。但刘向在《列子新书目录》中所称“杨子之篇，唯贵放选。”则未免以偏概全，支离其说。文中，杨朱将名实关系两两分离，认为名未必符合实，实也未必依附于名。他列举管仲、日恒、尧、舜、伯夷、叔齐等人的不同际遇，证明社会上存在着种种“实名贫，伪名富”的不公平现象。唯有死亡才能够消解尘世间的这些贵贱等级，并且卸下所有仁义道德的虚浮光环，让仁圣凶愚死后同样化作腐骨。由此反观充满苦难的历史进程与飘忽无定的短暂人生，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当下的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与之相比，任何的生前虚名或是死后荣耀都无异于伤生害性的“重囚累梏”。凡俗之人，顾忌着刑赏的尺度、名法的教诲，行为处世往往前嗜后瞩，即便有幸得享百年之寿，也不过做了礼教与名利的傀儡。公孙朝、公孙穆酗酒作乐，端木叔散尽家累，在常人眼中自是狂放之徒。

　　殊不知杨朱正是通过这两则寓言昭示天下，应当抛弃造作虚伪，不为功名所误，不为利禄所累，乐生逸身，任性纵情，才是悟道真人。篇末，杨朱又唯恐矫枉过正，故而转回名实之论，表明在“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的现实中，“名”与“实”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但若是在缘自本性的欲求之外，还去追求多余的功名利禄，那就是贪得无厌，成为他所鄙夷的“守名而累实”。可见，杨朱学说本为批驳俗世虚荣，解脱纲常教化，并非肆意妄为。及至后人曲解，才让他无端担起了自私放纵的万世恶名。《列子》没提倡纵欲，杨朱的《杨朱》篇更没提倡纵欲，而是崇尚超越一切欲望和外在事物的自由。摆脱某些有形无形的束缚、不拘泥于形式、但要知止。

　　故杨朱篇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大体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端木叔是杨朱学派所说没有达到全性保真而“不能自胜则纵之者”，即使是没有达到全性保真的“不能自胜则纵之者”的人，杨朱学派认为也不是假仁大伪的礼教假君子可以比的，这是杨朱与儒家相非得结果。

　　说符《列子》全书，始以《天瑞》，终以《说符》，首尾呼应，自成一体。古时以所谓天降“符瑞”，附会与人事相应，叫做“符应”。“符”，有符信、符验的含义。“说符”，即谓“道”与人事的相互应验。全文通过三十余则寓言和说理，对“道”与“智”、“名”与“实”、“形”与“神”、“贵”与“贱”、“时机”与“变通”、“久利”与“暂得”、“持身”与“治国”等多对关系进行了多个角度的论述。世事无常，祸福相倚。因此，列子认为为人处世应当做到“持后而处先”，对于事物的存亡变幻，也应当透过其表面来“寡其所以然”。一方面要“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全身远害，避免重演郄雍的悲剧;一方面也要拥有“授隙抵时，应事无方”的智慧，领会“先迕后合”的圣人之言，进而懂得各种看似无关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积来已久的缘由。然而世人多纵欲迷性，重利轻道，贪图一时所莸，不念长久之积，所以才会闹出“宋人拾契”、“齐人攫金”那样的笑话。唯有舍末明本，“归同反一”，因名求实，得其髓而弃其粗，才能一睹天道与人事之间的绝妙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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