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上帝教的创始人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广东人，但这两位郁郁不得志的落魄书生，却率先在广西打出一片天。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广西?为什么一群中国人，打着西方宗教旗号，竟能聚拢大批教众与清廷争夺江山?

　　教科书一般总结为：阶级矛盾;外国侵略;自然灾害。

　　这个适合所有晚清起义的答案自然不能说错，但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西方基督教在广西的同步传播!

　　众所周知，自康熙尤其是雍正实施全面禁教以后，基督教无时无刻不想重返中国市场。因此，当中国大门被强行打开，传教士逐步获得传教权力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涌向各地，建教堂、办学校、设医院、搞慈善，恨不能让上帝福音一夜间传遍华夏大地。

　　除了亲自传教外，西方传教士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的传教方法，即训练华人教徒向中国人传教，藉此消除种族之间的陌生感。最著名者，即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于1844年在香港创办的福汉会。

　　郭士立，也叫郭实腊，在华时间长达20多年，是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影响很大。他认为，要将福音传遍中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劝导”。

　　福汉会，顾名思义，“欲汉人信道得福”。该会创办时，只有会员21人，只有郭士立和罗孝全两个外国人。罗孝全，就是后来在广州给洪秀全讲述基督教义的那位。

　　说白了，福汉会并非传统的教堂，而是华人牧师的训练中心。经过简单培训，皈依基督教的华人，即可奔赴内地开展布道工作。该会发展迅速，短短几年间，会员数量已达几千人，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传道分站。

　　广西，恰恰是福汉会极为看重的地方，至1846年，已设有桂林、柳州、梧州、桂平、南宁、太平等六个分站。

　　有关史料显示，在洪秀全、冯云山从广东转到广西进行拜上帝教的宣传后，许多福汉会会员纷纷加入拜上帝教，对早期的太平天国产生重要影响。

　　英国军舰神使号舰长费旭班曾回忆说，他和很多太平军谈过话，这些太平军说曾在香港上过学，并说首领罗大纲也是福汉会会员。

　　《太平军及其补救之道》一文中，则记载一位前太平军在上海访问麦都思时说过的话：“我们经常出入他(郭士立)的家，听他谈话;而且在广西有很多拜耶稣的人准备加入他们(太平军)里面。”

　　后来，额尔金率领英国舰队沿长江上溯时，他曾在报告中说，郭士立在叛乱者中深负盛名。他的翻译则这样记载：

　　“在芜湖时，我从他们中的一些人得知，他们把开始学习教义归因于已故的郭士立博士，这一事实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但我认为，这位精力极为旺盛的人通过他当地的福汉会的帮助，在建立拜上帝会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非常可能的。”

　　其实，洪秀全后来到广州读到的《新约》，就是郭士立翻译的。也有外国人说：“大概冯云山于1848年曾访问郭士立于香港，且有可能受其洗礼。”但现存福汉会文件中，有一份曾接受郭士立洗礼的名单，上面并没有冯云山的名字。

　　应该可以肯定，福汉会与拜上帝教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洪秀全、冯云山的很多基督教知识也确实来自于郭士立，而拜上帝教之所以能在广西打开局面，同样与福汉会在广西所做的工作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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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认为，拜上帝会是 中国 化了的基督教，实际上，这夸大了基督教色彩。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表面联系看起来比较接近，实际上其内在联系上相去甚远。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民间信仰对他们的影响极为突出。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拜上帝会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组织。

　　中国明朝时期，传教士东来。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广起来极为困难。他们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作神的福音的传播者，相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他们被妖魔化，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一批传教士有鉴于此，他们开始穿儒服，习儒学，以“洋儒”自居，并援引儒家经典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在坚持基督教教义精髓的前提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汲取有用的文化资源。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具有了区别于本土基督教的中国特色。这时，我们可以将基督教的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化了的基督教。从这种观点出发，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还是仅仅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民间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毫无疑问，拜上帝会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就我的认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将其估计大了的。我倾向于认为拜上帝会是一个镀上了一层基督教薄膜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宗教。

　　中国 历史 上以宗教来发动农民革命的事例数不胜数，其思想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洪秀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思想与实践看，它是中国农民革命历史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产物。罗孝全曾说，洪秀全在叙述其异梦时，令他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事实上，考察洪秀全所述异梦的种种情形，我们不难发现:此种意见的得出来源于当时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虽然从古至今没有享有过官方认可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礼遇。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失去它固有的自发、 自然 、自在的本色。它从它的无法遏制的流传趋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异常突出的位置。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民间信仰对于他们的影响无疑是极为突出的。我们认为，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拜上帝会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组织。 第一，神话教主。洪秀全对其异梦的宣扬作用就在于神话教主，为拜上帝会的存在提供合法性。仔细研读洪的异梦，我们不难发现洪在对其异梦的 艺术 加工中吸取了许多民间信仰的因素。首先，宣称得到天神托梦的这种宣传形式我们在历次农民起义中都能略窥其踪影。其次，从所做异梦的内容来看更是如此。无论是人梦时所遇的龙虎雄鸡、换心肝五脏，还是老人赐予宝剑、印绶和美果等等都可以与民间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一一相映，均为民间信仰所提供之资源。至于洪仁开谓“洪氏能行奇事，能预言未来”。洪秀全长子出世“同时有鸟千百成群出现，或大如乌鸦，或小如喜鹊。众鸟翱翔天际既久，即集于秀全屋后诸树上，逾一月之久。”等等神化洪秀全的材料无一不来自于中国的民间信仰。冯云山在紫荆山的创会时期，洪秀全并没有参与其中而能在会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以至后来波澜不惊地实现了拜上帝会领导权的转移，这一切洪秀全受惠于自身的“神化”。相对于“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文化而言，民间信仰中的“神人”崇拜思想在拜上帝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拜上帝，除偶像。诚然，拜上帝会的这一教义受到了基督教的某些影响。但是，当在对这条教义的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拜上帝，除偶像”与基督教的“拜上帝，除偶像”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此“上帝”已非彼“上帝”。在洪秀全等人的心目中，他们拜的上帝就是 中国 古代的上帝。洪秀全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中的“上帝”代替了“洋上帝”。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唐虞三代都是事迹昭彰的太平时代，从尧舜禅让之时起，至上神“上帝”或“天”就具有崇高的地位。如舜摄位时，先“肆类于上帝”。即祭告上帝。商汤“上帝是抵，帝命式于九围”}6}就是说因崇敬上帝而得天下。周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怀多福”，武王伐封，众人勉励他:“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川。这些缔造盛世的人物都是敬拜上帝，得到上帝保佑的。洪秀全在阐述上帝时多次提到《诗经》、《尚书》等表明上帝原本就是中国的。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也不乏对上帝的崇拜。在中国，上帝与天是相互通用的。远古的中国人将“至高无上”的天作为一种食物加以膜拜，后来才逐渐 发展 成“天帝”、“上帝”的观念，向神灵化过度。在中国民间保留了许多对“天公”、“天帝”祭祀的史料。洪秀全只是用经书上的“上帝”代替了民间俗称的“天公”而已。

　　从拜上帝会的教义来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民间信仰在其中的重要影响。当然，拜上帝会的教义远不止以上几点也并非那么清晰。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杂糅性与模糊性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之一。总之，从对拜上帝会教义的分析看，拜上帝会确实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这是肤浅的表面的影响，民间信仰才是拜上帝会教义的主要内容、本质内容。我想，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去考察拜上帝会的情况应该是不无益处的。当然，这只是拜上帝会的一个侧面，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拜上帝会。当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我们对拜上帝会的理解完全有可能见仁见智。不过这并不矛盾， 历史 的发展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我们认为，民间信仰就是拜上帝会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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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想当初，连考了四次都没有考中秀才的洪秀全，终于在愤怒之下，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苦思多日后，他创立了一个“拜上帝会”，并且，其中，“拜上帝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为“拜上帝会”的核心指导理念。然而，最后，他却后来公开宣布放弃了这一核心指导思想。那么，这就究竟是咋回事呢?

　　一方面，天王洪秀全的私心太重，当时，仅仅在刚刚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之后，他的心里就已经认为是半壁江山到手，大局已定，应该赶紧当皇帝了。所以，他竟然在就在攻克南京前的第17天，站在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之上，特别郑重地颁发了一道“男女界限”的必须严分的诏令，即:“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然后，又用了四个“斩不赦”来彻底限制了身边妇女与外界的联系。显然，这其实就是他的一次自我否定，再次将妇女的地位放到了男性的地位之下。甚至，还规定妇女即使出门也都要用纱巾蒙面。

　　另一方面，在他将妇女地位放低的同时，又将自己的后妃定位为88个，但后来实际上，他拥有的后妃至少也多达几百个。比如，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在金田起义的初期，他就娶了美妃15人;到一年之后，他又娶了36个女人;等到湖南道州后，他又接纳了投降的清朝官员“进献”的美女多达数人;此后，等到南京建都后，从正式建立政权开始，他就不断地娶媳妇，以致于后来，他到底有多少个媳妇，估计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总之，正是因为他如此目光短视，又胸无大志、争权夺利、荒淫享乐，放弃了男女平等、人与人平等的核心指导思想，才导致了太平天国的最终覆灭。(吕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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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上帝会”是清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创立的一个农民组织。洪秀全在动员和团结农民起来反抗清朝统治时，吸收了基督教教义的一些内容，借用到对上帝的信仰;但他们所拜的上帝，与西方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并不是一回事。

　　鸦片战争后，庞大的战争费用开支及向西方列强支付的巨额赔款大大加重了国内民众的税负;农村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多种社会矛盾交织、激化，各地的民众起义和骚乱事件频频发生。“拜上帝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的。这一组织的创始人洪秀全(1814—1864)是广东花县人，出身农家，少年时在乡间接受私塾教育，后受聘为本村塾师。和古代中国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他曾努力走科举的道路，但几次应试都没有考中。1843年他再次落榜后，郁闷中偶然翻看了以前从传教士手中得到的一本宣传基督教的通俗小册子—《劝世良言》，从中得到启示，觉得可用书中教义动员和组织民众，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创立了“拜上帝会”，自称是上帝耶和华的次子、耶稣的弟弟，下凡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他和同乡冯云山一起，深入到广东、广西各村镇进行宣传工作，为拜上帝会发展信徒。当时的两广地区地瘠民贫，连年灾荒，百姓生活无着，很多人成为流民，洪冯两人的鼓动得到他们的响应，拜上帝会短期内就吸收了大批会众，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将领的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就是这个时期相继入会的。他们秘密地建立了军队，制造军械，筹备军费粮饷，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麓的金田村建立起巩固的据点。在此期间，拜上帝会与乡村团练、清军多次发生冲突，矛盾逐渐尖锐化。

　　咸丰元年(1851)初，拜上帝会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举兵反清，并建立政权，建号“太平天国”。在此后十多年里，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太平军作战勇猛，曾连连大败清军，极大地撼动了清朝的统治，直至同治时期(19世纪60年代末)方为清军彻底镇压。

　　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拜上帝教”曾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教义体现在洪秀全仿《劝世良言》所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中。洪秀全借用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宣布只有真神“皇上帝”是天下最高的主宰，而民间信奉的所有神仙菩萨、妖魔鬼怪等只是“阎罗妖”的化身，他号召会众独尊真神皇上帝，击败阎罗妖，实际上是用宗教的语言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当朝的统治。洪秀全在书中巧妙地将基督教和中国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宣布人们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要团结起来改变不平等的现实世界，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为控制会众的思想，树立他自己作为“天王”的权威，洪秀全曾数次让杨秀清、萧朝贵分别装扮为灵魂附体的天父、天兄下凡降旨，以让会众相信太平天国的所有活动都是奉天命而为。在洪秀全那里，西方的基督教已与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民间宗教甚至是巫术相糅杂，被改造成为太平天国反清的精神武器。洪秀全等人曾认为，他们对基督教义的理解已经超过了西方。但在西方人眼中，拜上帝会供奉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野菩萨。

　　一名西方传教士在实地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后，曾作出这样的评说：“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这一政体中的政治和宗教并不是平列的：是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这一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拜上帝会”这一组织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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