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产兴业
1871年11月至1873年9月,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首的勋臣分批到欧美考察。远赴欧美的日本使团不断地写信回国,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明治政府的改革方略。明治政府于1870年12月成立工部省,于1873年11月成立内务省。在经济方面,明治政府强推“殖产兴业“殖产兴业政策,希望通过国有资本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明治政府将矿山、工场、纱厂、铁路都收归国有,在西方技术的帮助下,建起了一批批的模范工厂、模范产业,但也导致那些向工商业转型失败的贵族、武士迅速破产。于是,明治政府内部出现了保守与改革两派。依靠地方武装起家的明治勋臣西乡隆盛开始同情没落的武士阶层,提出日本东亚战略,实施对外扩张。
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帮明治大佬开始琢磨:到底是攻打朝鲜,还是攻打台湾。而明治政府认为,朝鲜只是大清帝国的属国,台湾却归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所以打朝鲜更容易得手。美国人听说后相当高兴,德隆希望华盛顿政府能够支持自己,让自己来驾驭日本这只小猎犬。
副岛种臣,“佐贺七贤”之一、明治政府勋臣,和西乡隆盛一样,都是扩张主义者。1872年8月,在副岛种臣的强推之下,明治政府居然把驻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转归日本外务省直接管理。但就在此时,前往欧美访问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回到日本,他们想将从欧美学来的、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一体的现代化改革全面推进,让日本先强大起来再对外扩张。于是,西乡隆盛与副岛种臣进兵朝鲜的计划便一拖再拖。
欧美之行令岩仓具视等人深受刺激,他们发现,不仅英、法、德、俄等欧洲大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连丹麦、瑞典这些弹丸小国也都拥有不可小觑的军事实力。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在与日本使团把酒言欢后提道:“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罗马角斗场,普鲁士从一个小国走向了统一的大德国,唯一的诀窍就是通过军事强权去获取国际上平等对话的权利。”
俾斯麦酒后的一通慷慨陈词令岩仓具视一行激动不已。岩仓具视在德国考察期间意识到,德国人先是通过战争勒索了法国人50亿法郎和矿山,然后又将大量的战争赔款投入到银行和矿山中,令德国经济以火箭般的速度直冲而上。因此,岩仓具视认定德国的军事强权是“富国之本”,而英、法的工商业经验则是军事改革的重要保障,日本要成为大国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
岩仓具视在欧美考察期间听到不少关于中国的言论。例如,俾斯麦就根本不看好中国的改革。没错,在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清政府就开始摸索着国有资本的改革。但在俾斯麦看来,中国的改革只注重技术层面,对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改革却重视不够,失败早已注定。
俾斯麦对中国改革的悲观态度令岩仓具视感到振奋。他觉得日本一直活在大清帝国的阴影之下,一旦通过改革超越中国,东亚强国之远略指日可期。不过,岩仓具视很快就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以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为首的汉族官僚集团开始将改革从国有资本扩大到民营资本,中国富国强兵的全面改革也已经开始了。一旦日本出兵朝鲜,中国为了维护龙兴之地东三省的利益,一定会出兵帮助朝鲜这个属国,日本扩张的锐气将受到严重打击。
1873年,副岛种臣带着李仙得来到北京,参加同治皇帝的亲政大典。到北京后,副岛种臣大半夜跑到总理衙门,要求享受与欧美使臣一样的觐见礼遇,结果遭到奕的拒绝。期间,李仙得不断在北京活动,拉拢欧美各国公使,为日本出兵台湾寻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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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今天小编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殖产兴业中诞生的家族财阀。明治政府于1870年12月设立工部省,负责经营管理从旧幕藩接收的、除军工企业外的一批工厂、矿山。工部省开始实施殖产兴业,主要从事改造、扩大矿山,建筑铁路,经营电信、造船、制铁等事业,但对民间制造业很少予以关注。岩仓使节团的欧美考察,使明治官员们深切地感受到,兴办近代企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考察团回国后,政府根据大久保的建议,1873年11月设立内务省,原属大藏、司法、工部省的劝业、警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大久保任内务卿,主管劝业和治安这两件最重要的大事。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作为左右手,协助大久保推进殖产兴业。
1874年,大久保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有赖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在于人民是否勤勉于工业。但寻其根源,无不依靠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把政府发挥积极作用视为殖产兴业、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政府的作用又主要在于引导、鼓励人民殖产兴业。起初,民间尚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新旧企业仍以官营为主,但内务省的目的始终在于引导、推动私人投资。1875年,大久保又提出“明确本省事业之目的”的建议书,要求内务省“不作外表之虚饰”,“专在厚殖民产,振兴民业”。扶植三菱是明治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的典型事例。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1834—1885年)是土佐藩的下级武士,凭借结交权势人物和善于经营,在明治初年的大变动中,以经营海运起家。
他的商号1873年改称三菱商店,后又称三菱轮船会社,在竞争中压倒了半官半民的邮政轮船会社。1874年,三菱为出兵台湾从事军事运输,深受政府青睐。当时海上航运是物资运输的主要途径,但沿岸海运和外贸海运均被外国公司所垄断,这也加剧了日本的国际收支赤字。海运还与军事关系重大。日本政府很重视发展海运业,夺回海运控制权。为出兵台湾,政府曾购买13艘轮船给三菱使用。1875年,根据大久保的建议,将这批船只拨归三菱所有,又将倒闭的邮政轮船会社的15艘轮船无偿交给三菱,还决定在15年内每年拨给三菱25万日元的经营补助费,并命令三菱开辟上海航线。此时,三菱有轮船3艘,一跃而为日本的“海运之王”。
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三菱大幅度降低票价和运费与美、英轮船公司展开不顾血本的竞争。如三菱把横滨与长崎间的上等船票从30日元降到8日元,三菱到上海航线的4艘轮船因降价而一个月亏损2万日元。如此竞争很快迫使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退出,三菱获得政府的低息贷款81万美元,兼并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上海航线及4艘轮船。接着又经过半年竞争,迫使大英轮船公司退出横滨至上海的航线。三菱还开辟了至中国牛庄(在今辽宁省内)至朝鲜釜山的航线。在国内的沿岸航线上,外国船舶几乎全被排斥。1877年西战争中,三菱为政府军承担军事运输,获利122万日元。至此,三菱拥有船舶61艘,职工2100多人。
支持三菱仅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总的来说,政府致力于鼓励、帮助民间投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然,由于缺乏经验,有的措施几乎没有成效。70年代,有效的措施主要为以下几项:一是开办“模范工厂”,进行示范,提供经验,为民间工厂培训工人。这一工作主要由内务省进行,设立了缫丝、纺纱、毛织、制糖等工厂,富冈缫丝所、爱知纺纱所的作用较为显著。二是进行财政补助。政府从正常财政支出、财政准备金和起业公债中提取一部分,补助民间企业。此外,对工商业主要征收以酒税为主的消费税,1887年7月前免征所得税,1897年前免征营业税,这也是一项重大财政支持。三是广设国立银行,拓宽融资渠道。国立银行由私人出资,按国家的相关法律成立,起初仅4家。1879年国立银行激增至153家。1876-1880年,政府纸币流通额增加近2000万日元,而银行券流通额却增加了3200多万日元,融资渠道大为拓宽。
不过,殖产兴业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是通货膨胀,金融不稳。国家财政、殖产兴业资金靠大量发行政府纸币、银行券来支撑,而两者均不能兑换硬通货。这就导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商业投机盛行,金银继续大量外流。这归根到底不利于殖产兴业,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二是官营企业经营不善,除矿山、铁路、电讯、军工企业外,几乎都陷于亏损状态,成为财政负担。而且,官营企业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在原料采购、产品出售等方面与民争利,不利于殖产兴业的进一步发展。这遭到民间、舆论界的批评,政府也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
1878年5月,大久保与一位官员谈话,把维新事业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初创时期,第三期为守成时期,而明治十年至二十年(1877—1887年)为第二期,“该期乃最重要之时期,整顿内治,繁殖民产,皆在此期,利通虽不才,决心充分尽内务之责”。大久保始终念念不忘“繁殖民产”,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却不幸在前往官署的路上被反动士族刺杀。木户也已先他一年去世了伊藤博文继任内务卿,与大藏卿大隈重信二人一度是政府的两大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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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殖产兴业(日本语:しょくさんこうぎょ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日本语:めいじいしん)时期提出的三大政策之一。明治政府实行殖产兴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
具体措施
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
(1)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
(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
(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注意创办民品工业。
(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
(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
(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 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
(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明治政府自19世纪80年代起,立足本国实际,认为引进必须结合国情,西方经验不能照搬。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广为延聘外国各行各业专家,很注意人才的引进,当时外国专家的薪金,可以高出日本领导人数倍;随着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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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12月成立工部省(日本语:こうぶしょう),下设工学、劝工、矿山、铁路、土木建筑、灯塔、造船、电讯、制铁和制造等寮(相当于司局),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并且兴建铁路。
1873年11月又成立内务省(日本语:ないむしょう),纠正了过去工部省偏重发展重工业的状况,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海运业等为主。与工部省配合,共同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内务省利用国家资金,创办了千住呢绒厂、新町纺纱厂和爱知纺纱厂等近代化的“模范工厂”。其目的是让它们起示范作用,以推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除工部、内务两省外,1869年在北海道设置“开拓使”(日本语:かいたくし)。它作为开发北海道的机构,积极推动北海道开发事业,如测量地形、调查矿产、开采煤矿、发展交通运输等。开拓使一直到1882年2月才撤消,其间经营了39个工厂,如札幌炼铁厂、机械厂、啤酒厂,函馆煤气厂,厚岸罐头厂,纹鳖制糖厂等。对北海道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意义
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保护,从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工业革命席卷一切工业部门,而以纺织业为重点的轻工业发展得特别迅速。在1885—1890年的短时期内,棉纺厂就从20万个增加到30万个,纱锭也从7万个增至28万个。棉纱的产量也增加大约8倍。到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为一个棉纱出口国。
实施殖产兴业政策之后,日本在短短15年(1870一1885)内大大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为达到完全的民族独立和产业革命的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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